（2023年9月，吴淦第一次在推特上攻击野夫，野夫当时做此录音回应。顾及昔日交情，从未公布。）客：吴淦何以发起对你的网暴？野夫：我跟吴淦无甚交集，仅于网络，或有问候。他2023年出狱之后，北京的老武从清迈回去见他，跟他转述李承鹏对我的各种攻击，他联系李获得片面求证之后，从2023年夏天开始骂我。我之所以一直沉默，是顾虑我出手还击大眼，会让某个群体乐见其成。事情的起因是2020年初，我住清迈一个多年前就存在的小区里，开发商在小区边正好还有一块地，问我要不要组织几个朋友过来，按我们要求定制。我私下一对一问朋友，一起团购，我在这儿监工，能保证大家钱物安全。许多朋友立马响应。当时我也动员过李大眼，他说没有钱就不参加了。这个新的小院即将建好，2020年9月，大眼在北京主动联系我，问还有房吗，我说没有了。你需要，我可以重新帮你找个开发商，你得自己组团。我是一直拿他当好朋友的，当时的时局，也觉得应该帮他润出来。他于是通过我与开发商谈好他个人的条件之后，拉上亚军和另外一个朋友，决定也牵头来组团订制（王亚军另有证词证明）。这个泰国公司有土地储备，之前已做小区规划，因疫情而暂停——所有这些房屋都是独栋别墅，独家花园，两层楼，精装修，带全套家具电器窗帘，拎包入住。不算花园面积，217平米的别墅，原本定价折合人民币180多万。大眼通过我与开发商几次砍价，最后团购定价156-160万。在谈定团购价之后开发商出了楼书，然后他又通过我与开发商谈团购佣金，他提出如果只找到10户以下，提成10个点;找到10户到19户的话，12个点;找到20户以上的话，全部提成15个点。佣金谈定之后，他又要求自己的房子减到100万的特殊价，开发商只好同意。2020年11月3号，临到开发商要和他签约时，他突然提出他自己不签，而是要王亚军出面来代表他签，代表他具体执行这个合同。那时候，我出于对大眼的信任，没有任何警觉。我之前从没见过王亚军，只知道他是大眼的一个兄弟。大眼不想担责，我去说明，开发商也同意让王亚军代签了。我对大眼仅有一个要求——不要群发广告，一是保证社区邻居品质，二是不要惊动某方。但是签约后，大眼和亚军立即建了一批读者群，他让亚军在每个群里发消息，完全避开我——说野哥在清迈搞房地产，我们能拿到团购价，他们甚至在群里乱说小区里还会有其他几位前辈。我把土地位置坐标给他们——到机场和古城才15分钟，附近就是著名国际学校和几个商圈以及高尔夫球场。我把此前发给我自己住的合院小区业主，解释泰国置业问题的私函，也发给了他们。他们很快拉来几十个人，直接建群，把微信都推给了我。我在术后养病，关于当时泰国房产的持有法规政策，我都逐一做过解释——任何外国个人不能直接含土地持有别墅，但公司可以持有，不过公司必须由泰国人占股51%，几十年来都这样执行。此前几十年所有外国人买别墅都是这样办理的，每年数以万计的华人和外国人士来泰国投资房产，也都是这样在泰国持有别墅的。对于持有方式，大家自主选择。注册公司就得每年年检，很多人如我，不愿意选择用公司方式持有，就有了第二种持有方式——租赁协议持有，地契背面当时政策可以去土地局备书持有者的名字。泰国的法规是买卖不破租赁，就是对这种持有方式的基本保障。房地产商要动工，确定意向了就得交定金。开发商说每户交十万定金即可开工，大眼又提出能不能让每户先交20万，然后给他即刻返还十万佣金。开发商不同意，我还专门给大眼致函解释这样不妥（改天再发该信）。于是李承鹏率先交了10万定金，把付款单晒在群里面，跟大家说我已经带头交了啊。有位女士隔一个月说不要了，但我之前就和开发商要求过，动工前任何人想要退都要无条件退给人家，这钱就退给了人家。客户都是明白人，我随时拍照片视频让大家知道进度。之后的客服、交房、团购佣金结算等，我就请小陈帮忙与开发商衔接。开发商按时交房，亚军先来了清迈，代表李承鹏立即结算了全部佣金。但是到2022年下半年，泰国政府开始查处泰国人虚假代持的公司，并暂时叫停了土地局对地契30年背书这个政策。这个是不可抗力的突然出现，法规并未改变，执行被暂停，但并不影响各种外国人的实际持有和居住生活。客：这二十几户都是他们的业主，疫情封控他俩过不去，你帮他们干了这所有的事？野夫：当时一个我的客户都没有。他们违背约定，群发信息招来客户，推给我之后，就什么也不管了。后来也有几家朋友找到我，我也可以拿到我的佣金。开发商约定，我们各算各的账，我的名额不能算在他们的名额之内，提成比例低于他们。我起到了人质担保作用，我没有经手任何资金，只担保他们按期拿到合同规定标准的现房。房款的最后10%，是各家收房时，对房子满意了才付。若有质量问题，开发商都负责维修。有几户需要延迟付款的，其他的都马上把尾款付清了。业主们陆续入住，当时没有任何人提意见或有争议。我跟亚军说，前面这些客户服务记档等，都是小陈在帮我做。现在小区已经建好，这都是你们的客户，你要把服务工作接下来。亚军也很积极，当时小区里的氛围很好。大眼后期又要求开发商将他的车库改建成房间，开发商要他支付这个改建成本四万。当时是大眼的女友先过来，我去接机请她吃饭，她当时也满意自己的房子。哪知道大眼遥控指挥着又要改造院子，还想要搭凉亭、硬化一块停车坪，二楼露台也想搭建阳光房，卫生间加一些橱柜等等。他女友去和小陈说，希望她与开发商沟通一下，再出一个阳光房卫生间等二次装修的方案，大眼再去业主群里面张罗，多拉几家业主一起做，好让开发商把他家四万的二次装修费给省出来。这个小区，本就不属小陈的业内之事，都是代劳。面对再三的更改方案，所以小陈直接就拒绝了，大眼又让他女友拨通视频，他亲自和小陈说，小陈依旧拒绝去再找开发商，这样小陈与大眼就产生了嫌隙。客：房款佣金都结算了，不喜欢谁，就少往来，哪儿来的矛盾呢？野夫：他们的一个客户没付尾款，也没办过验房收房手续，就有房屋租赁中介直接通知物业说有租户要入住。开发商需要业主授权委托交房、租赁合同等手续。亚军答应说去和业主沟通。这是2022年11月上旬，那时我到老挝去了。大眼说次日他到清迈，我说两天后我回来请你们仨吃饭。他来的次日，小陈听到亚军也在大眼家院子里，就提着水果盐焗鸡等食品去大眼家。小陈着急催问亚军关于业主委托手续和租房合同的事，有责怪他的意思。亚军发火说你去催款吧。小陈一再解释只是要业主的委托手续，开发商已经答应了延迟尾款。小陈知道大眼才是团购的发起人，因此她希望大眼一起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大眼吼道我才来清迈，什么都不知道，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是想撇清他与这小区的责任，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与项目的关系，他认为小陈就不应该让他出面分担这些事务。这时小陈说，我才不想管你们这些破事呢，转身就走。大眼对着她的背影吼道：野夫都不敢对我这样说话，从来没有女人敢对我这么冒犯。接着大眼就给我打微信电话控告，说小陈指着亚军的鼻子骂脏话。大眼还说，小陈上前拽住他的衣领，把他往亚军家里拽，要求三人开个会——可是她敢扯他的衣领吗？客：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应该从这里头拿了不知道多少钱的呢？野夫：你想想，开发商实收136万人民币，217平米独栋独院精装修全套家具电器的别墅，还有小区会所健身房和公共游泳池，以及泰国小区极少有的三线入地，开发商还能在付完了他们的高额佣金之后再给我分利呢？人家又不是做慈善。直到那时，他还没好意思在外散布这个谣言。当天晚上，亚军就给我发微信过来投诉。我说有什么问题，我明天就到家来协调解决。大眼也给我微信电话，投诉她下午对他的不敬。半夜十点多左右，亚军在已来清迈生活的这十几家业主的群里开骂。大眼呼喊邻居去劝导，一个邻居去了，其他人都没搭理。按大眼的说法，他半夜安抚好亚军回家，看见门前一个影子跑过。他赶过去，看见亚军已经用高尔夫球棍把小陈小车的前挡风玻璃、左右驾驶玻璃及引擎盖子全部砸烂了。他狠狠责骂了亚军，然后才回家睡觉。次日一早，开发商报警，警察来录口供；确认亚军夜入民宅破坏私产，后果严重。小陈作为当事人让警察警告一下他就算了。早上大眼给我电话告诉此事，我下午赶去，亚军道歉说他昨天实在是酒后散德行了。我问为什么？亚军说反正那会儿就失控了啊。然后大眼就说——我已经狠狠骂了他！这事没什么好说的，第一道歉，第二把车修好，第三在群里道歉。这些记录都在。我说亚军你就在入住的这个群里面道个歉，我去给当事人劝说和解。我又请在现场的邻居，陪我一起去跟小陈谈话。我不忍心亚军这样做自媒体的人，好不容易出来了，最后被驱逐出境。当晚，亚军的太太在中国看见亚军的道歉，就在群里说：昨天我们家亚军酒醉闹事，实在对不起。我赶紧上去说已经翻篇儿不用再提了。到了大约晚上九、十点钟左右，大眼开始在群里语音留言发飙。说你们他妈逼的中国人，你们这些在中国被轮奸、被强奸的臭傻逼，你们来泰国还是这个逼样！中国古代都说了罪不及家人啊，亚军太太这么好的女人，你们怎么还要她来赔礼道歉。——总之这些话，就是明显挑拨离间。因为，没有任何人去跟他太太说这些。（这些录屏语音证据都在，随后再发）。大眼先是不点名地骂所有邻居。然后开始点名骂他的两个客户，其中一个白天说——要不是你大眼来给亚军拱火，他怎么敢这么乱来呀？——当时大眼就很不高兴，晚上就在群里先骂他。骂完了所有人，他接着说，野哥也有错啊，说好了给我们大家作邻居，然后自己又离开了。工作交接的事情所托不当，造成了这么多风波啊……客：既然这个社区主要是他找来的客户，那他把这个社区搞乱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野夫：他平时难道不是这样逮谁骂谁的吗？头天他挑没挑拨亚军，我不知道，但今天他这番话就是明显的挑拨离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他所谓的“罪及家人”的行为。第二天中午，我看他还没有任何歉意，就在群里说这个社区在你来之前，你女友在这儿，都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友好。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呢？你从什么地方觉得大家“罪及家人”呢？于是我们就吵了起来，他从此开始说自己只是出钱买房的业主，否定他是实质的组团订制拿佣金的发起人。亚军专门跑到我家里来跟我道歉劝和，我说你今天给我一句实话，究竟那个晚上，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他欲言又止嘀咕道：哎，大眼哥有一些话，让我有些上头了……（最近，亚军对我有较细描述，他如何被大哥挤兑怂恿的。）后面亚军又约我们三个坐一起谈一次。大眼全扯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我说你难道还想为骂街行径找个“惩恶扬善”的正当理由？最后大眼说，在群里你带头先给我道个歉，我再接着给你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我说——我该怎么说话，是不需要你教的呀！我的态度就是，我跟你无话可谈了。年后要召开在清迈的全体业主会讨论物业问题，因为我没有揭穿真相，一些业主误以为我与他们之间有利益纠纷。大眼担心我在这个会上跟他们撕开，他让一个业主给我打电话——说想跟我单独谈一谈。次日他却带着亚军和那业主一起来了。他说他之所以来谈，主要是担心亚军的脾气爆，明天万一在会上打起来了不好！我说我跟你们有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吗？他就翻来覆去还是说我不给他作邻居，又没把交接工作做好。谈到最后，总之，就是希望我明天在会议上不说这些了。次日开会，开发商两位负责人到齐，跟大家一起讨论物业协议以及未来的房产持有话题。讨论完了，我说我给大家告别，你们各自处理好这些事情，开发商随时都会接待并协调你们的所有事务。春节开始，清迈前后来了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从不提大眼一个字。他们去看他，他就开始说野哥在这儿弄的房地产，质量不好，卖的又贵。说这是杀猪盘，说我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到日本美国去，也都继续泼污。客：假如真相是亚军代他签约取佣，指责你杀熟坑友，就不成立了！泰国法律关于外国人持有别墅的问题以及现实的方案，如果事先把这事讲清楚了，大家也都认可了的，那就没有任何问题。野夫：所有这些风波，最初都源自于大眼。他从来认为，天下人都是应该帮他的。泰国置业的法律和惯例都是事先讲清楚的，业主可以作证，而且开发商也正在陆续帮大家办理。其实清迈华人都知道，前后这两个项目，我都不可能是开发商。我既没那个资格，也没有投资能力。他最初就出了十万块定金，最后拎包住进了别墅，竟然说我坑他。他的电影，我和我一批朋友都被他邀约参与众筹。等了五六年，电影至今连片花我们都没看见。如果说我们是股东，你总该给我们报个账，钱花到哪里去了，总应该公开集资总数，是谁在管理，该有个去向吧?2023年九月根据录音整理

有人说，当下时代，只有出卖良心，才能发家致富。这话虽然过于绝对，却道出了问题所在。假货横行、唯利是图、不问是非、赚快钱收割韭菜，这是当下人们对商业现状的切身感受。我们无法确保自己不会遭遇到地沟油、毒蔬菜、毒奶粉、毒疫苗、毒家具等一系列安全事件。究其根本，我们社会缺少文明社会本应具备价值追求。如今，我们生活看似富足，实际上却缺少做人的尊严。然而，100年前的中国却还不是这样，那时有一大批为国为民的企业家，他们一边追求个人私利，却也一边为社会做着贡献，他们不做昧良心的事，却一样可以发家致富。那时，中国现代商业才刚刚兴起，却有着现在已经消失的“底线”和“尊严”。寒川子作品《商会风云》就用小说的形式，展现了那个时代里中国企业家的独特精神，和如今已被遗忘的价值追求：1-民生清朝末年，民不得生，起因于民族不得生，清政府没钱了。清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帝制专权的体制腐败。国难加剧，腐败也加剧，可谓是民不聊生，尤其在南方。《商会风云》中写到：如何振兴工商，让国人得生，是当时有志之士的共同愿望。孙中山提出的三大纲领，其中之一就是民生。民只有得生，方得尊严，民生是实现国人尊严的基础。2-制度清政府对外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归根结蒂，是制度失败，是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与新兴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之争的失败。与大清极其近似的日本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果断改制，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强大起来。但中国的改革之路走得却很艰难。在《商会风云》中写到，那时候大至国家层面，小至商业领域（金融业）和民间社团（上海总商会），制度建设均为重中之重。制度是保障团队（商会、公司、行帮）尊严的前提，也只有制度，才能约束威权（专制），而威权是所有社团与组织的公敌。3-品格品格即人格，品格的高下决定人物的格局。品格有高低之分，格局有大小之别。然而，品格无论高低，格局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都还保留底线，而这个底线，正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文明基因的传承。这个底线，也正是民国时代的魅力所在。这也正是《商会风云》这套书的魅力所在。今天的我们，在物质上越来越富足的同时，精神上却越来越多地抛开品格这个底线，莫说是高，连个低也失去了。4-理想今天的我们不谈理想了，即使谈，也多与物欲相关，孰不知，理想是在精神层面，是某种程度上的境界追求。清末民初，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如何面对“家国天下”的困局几乎是摆在所有志士面前的人生课题。《商会风云》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文人，包括大部分工商界人士，存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如何在多难之秋，以实力兴邦，以实业救亡。但在如何救亡方面，却又各行其道，各衷其是，从而形成剧烈的戏剧冲突。所有人物指向一个共同点：这是一群有理想、有人格魅力的民国人。《商会风云》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事件，都是有史料依据的，诸如：大米之战、庄票风波、抵制美货、橡皮股灾、挑战洋拳师、光复上海、激战江南制造局、抵制袁世凯停兑令等。作者将这些史料打乱次序并重组，使之升级到文学，更具可读性、趣味性、启发性，读起来酣畅淋漓。《商会风云》呈现的是一群拥有价值追求的民族企业家，一群活出尊严的中国人。读这样的小说，可以让你沉浸式体验民国商战的惊心动魄，在精彩纷呈的故事中体会民国商业的精神，找到现实里已经消失的“底线”和“尊严”。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商会风云》作者寒川子先生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会员还可享会员专享价）：

1“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精神病是一种精神疾病，本来与政治无关。但是统治者却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把政治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人看作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即精神病人。斯大林因20世纪30年代“大恐怖”时期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审讯、囚禁和枪杀，搞得国内危机四伏，国外声名狼藉，遂把罪责推到暗藏的“人民之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身上，并用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斯大林还命令叶若夫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清查制造“大恐怖”的各级“三人小组”（当时由各地党委书记、内务部地方局长、检察长三人组成的小组，可以决定被审查人的生死——编者注）的罪恶并惩办相关的责任人，平反一些冤假错案，严格今后的办案程序，以便给人以苏联严格实行法制的印象。要实行法制，就意味着苏联当局无法再随意将批评领导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逮捕入狱或投入劳改营了。于是，把不服当局“管教”而又不具备构成犯国事罪的公民投入精神病院的做法就应运而生。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尽管按照苏联法律，在押的犯人转送精神病院做强制治疗须有法院认定，但据后来的文件披露，关在喀山监狱精神病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未经法院批准而由强力部门直接送去的。另外，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规定，该监狱囚禁的都是患精神病的“国事（罪）犯”。而刑事罪不是国事罪，由此可以认定所谓犯国事罪的犯人，是被当局视作“社会异己分子”和“人民公敌”的人，也即和苏联普通公民不一样的，认识到斯大林的“自由”“平等”口号的虚伪性，不愿当“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人。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于当局是一件既维护了法制体面，又体现了人道主义，还免除了内务部门的侦讯之苦和司法部门的斟酌刑期之劳的大好事。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所以后来在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地也开设了一些监狱精神病院，或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分设了专属强力部门管辖的科室，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而在领导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领袖们看来，判定异见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鲁晓夫说过的那样极其简单：“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2大人物和小人物都有可能是“精神病人”在以精神病为名惩治异见分子的事业中，苏联的内务部（克格勃）等强力部门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精神病人”都有难忘的体会。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著名的苏联生物学家。他生于1925年，参加过卫国战争，是“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蛋白质的合成与个体发生问题》《生长过程的分子遗传学机理》《李森科沉浮记》等书就已经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夜晚，一组警察来到他家，要带他去市精神病院做“鉴定”和“住院观察”，被梅德韦杰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当时正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的同事们纷纷谴责警察的违法行为。为首的民警少校粗暴地回答：“我们是强力部门的，你们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说完，当着梅德韦杰夫妻子和子女的面就给他戴上手铐，送进了卡卢加市精神病院。5月31日，强力部门把梅德韦杰夫关进精神病院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阿斯塔乌罗夫、恩格尔噶尔特，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等。他们致电卡卢加市精神病院的总医师利夫希茨，抗议对梅德韦杰夫实行强制治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和国际社会为梅德韦杰夫获得自由做了巨大努力。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分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萨哈罗夫在信中说：“梅德韦杰夫是遗传学家兼政论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灵活而精确的思维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优秀的人竟然被说成是“精神病人”，那么“梅德韦杰夫的遭遇明天就会成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遭遇。”“这种没脸说出真实原因却毫无根据地变着法惩治人的做法正在成为时髦。”这些话道出了笼罩着苏联的“被精神病”恐怖。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梅德韦杰夫于6月17日被从精神病院里放了出来。如果说梅德韦杰夫的活动涉及政治和国际问题，那么，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而发发牢骚罢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逃不脱强力部门鹰犬的魔爪。例如，一个名叫谢罗夫的人在街头贴了这样一份用打字机打的征婚小广告：“同志们，在民主德国征婚广告是可以在报纸上刊登的。亏了有这种广告，在民主德国25岁以上的男女只有3%没有结婚，而苏联却是18%。苏联宪法保障发表的自由，可苏联并没有发表的自由，所以报纸不刊登征婚广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征婚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和院墙上了。”很快，警察来到他的工作单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3精神病恐怖的阴影还在游荡因为苏联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抗争，1970年以后有关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见人士的消息渐渐被透露到国外，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连“文革”中的中国报刊，也曾谴责过苏联政府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的罪行。1977年于檀香山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在审阅了专案组提交的关于苏联精神病治疗领域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材料并认定其真实可信后，通过了谴责苏联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决议。大会还停止了苏联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协会在世界精神病学组织中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社会变得开放了，许多禁忌被解除了。关于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信息被大量揭露出来。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做法似有收敛，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许多当年穿白大褂的罪犯并没有得到惩处，政治强权也依然存在。据俄国媒体的报道，在地方上投诉精神病医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动用精神病医疗手段压制异议人士的。这说明精神病恐怖的阴影还在游荡，只是游荡的范围缩小了而已。或许，政治家们应当多一些宽容，即使你非常正确，代表了民众的绝大多数，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和扎米亚金都曾自称为“异端”“异教徒”，他们都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由异教徒推动的。”想一想吧，当初苏联当局如果听得进梅德韦杰夫关于苏联科学的意见、格里格连科关于警惕新的个人迷信的意见和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谢罗夫关于发表自由的意见，苏联还会解体吗？本文原载于：《科学大观园》2011年第13期转自：燕梳春秋今天，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苏联兴亡七书”。其中《俄罗斯史》《苏联兴亡史纲》是两部通史巨著，堪称串联苏俄历史的“资治通鉴”；《大国的崩溃》和《苏联解体亲历记》分别以美国、苏联的视角，读懂读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孤独相伴》和《苏联的命运》是戈尔巴乔夫撰写的回忆录，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懂俄国现代和将来的必读书，二手书售价已经高达300多，本店最后库存，售完即止。众所周知，受限于种种因素，市面上苏联历史相关书籍越来越稀少。想要清晰、完整地了解苏联兴亡真相，这七本书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个放牛娃，却开创了近300年的大明王朝。后世许多人对他赞誉有加，说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一个成功的典范。不少人还对他充满膜拜之情，把他当成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平民代言人，把他统治的“洪武时代”看作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穿越到朱元璋时代做普通人，将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事实上，朱元璋的残暴是出了名的。因为死了太子，杀了半个朝堂。朱元璋统治的时代非但谈不上美好，甚至还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噩梦。朱元璋亲自写定了一本刑典书，名叫《大诰》，要求户户皆有，户户恭读。就是这样一部书，让明帝国所有人都进退失据。

这本出版于2015年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近比较火，因为它的两位作者刚刚在两个月前获得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却是一本曾被中国社科院批判过的经济学著作。为什么要批判它？看过上面短短30秒的小视频后，也许你会略有所悟，但若想真正见识它的“厉害”，恐怕还是要看原著。说它“厉害”，首先当然是指其内容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刺激”——难怪它会被批判（尽管本书绝非专门写给中国人看的）。而称其“厉害”的第二层意思，则是指它的作者确实很牛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之一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有多少人希望将自己的爱好过成完美的一生，不紧不慢，日有所成，而不是将理想沦为一种为工作、为生活的工具。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而著名作家止庵，却做到了。止庵出生于1959年，他13岁开始写作，20岁发表了自己的作品。1977年，止庵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毕业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一名口腔医生。后来他又做过记者、在外企上过班，还做了一家出版社的总编。但是他始终不忘年轻时许下的愿望：“40岁的时候，我就辞职，回家过我的读书生活。”他确实做到了。40岁那年，止庵辞了职，专心回家读书、写作、做研究，他的书评、随笔、作品相继发表，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当红作家，也成了国内研究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的一名专家。他的著作《周作人传》《张爱玲事迹》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著作。◎读止庵的文字，以为这是一位早已“作古”的老作家止庵做客节目《铿锵三人行》时，主持人窦文涛笑着说：“很早就读了止庵老师的书评，也颇为喜欢，可是一直以为止庵是已经‘作古’的人。”这不怪窦文涛，其实，这是许多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究其原因，无外乎止庵老师文字的典雅、老派，颇有民国遗风。这可能与他多年研读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民国大家有关，更与他长期坚持对文言文的研读有关。◎现代很多作品，问题在于情感夸张到令人无法忍受止庵的文字，简洁典雅，情感与留白处理恰当，他曾说“感情有七分，写出三四分就够了，如果非要写到十分，一切都给破坏了。事实的夸张已经让人接受不了，情感的夸张尤其令人无法忍受。”业界流行说：“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止庵自己也说：写文要像《诗经》那样，字句精炼，有所局限，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不能尽情描绘。◎搞中文工作的，文言文不能丢止庵文字的魅力，还来自于他对文言文的坚持。他说：“我一向的看法，如果工作稍微跟中文沾一点边的话，应该学会阅读文言文。因为中国文化有一部分确实是由文言文所承载，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止庵对文言文的坚持，也体现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其悼念母亲、讨论生死的散文集《惜别》，书名来自南朝文学家王融的诗句“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他创作的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书名来自《庄子·人间世》“今吾

英国哲学家密尔称他为“第一位民主哲学家”；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将视他为“社会学真正的创始人”。他在1835年就预言欧洲即将迎来一场大革命，并认为“美国与俄国将以截然不同的制度称雄世界”。此后的历史进程，果然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就是与孟德斯鸠齐名的法国思想巨擘——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如果说这些预言或许还有运气成分；那么他凭借一本《论美国的民主》，对民主做出的四大洞见，则不仅奠定了他“政治预言家”的思想史地位，更是直接影响了人类民主制度的进程。时至今日，无论是思考美国，还是考察民主，都绕不开托克维尔。一、民主将成为世界大潮历史上，从西方到美国建国，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只适合小邦，不适合大国；在今天，同样仍有人坚持，民主因为低效、分散等固有缺陷，不可能成为人类政治的主流。但早在19世纪初，托克维尔就敏锐地察觉到，民主和平等，是持续了700年的社会运动。他以美国的情况说明，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推进：市场社会，使人们的财富机会日渐平等；教育普及，使人们的智力状况日益均等；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区隔被推倒，统治权力不断向底层人民开放……托克维尔进一步大胆预测：民主将会从美国扩散到全球，成为无人能挡的政治大潮。有人对他的论断嗤之以鼻，他却说：“如果认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可以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如果认为已经打倒国王和封建制度的民主，会在资产者面前退却，岂非异想？既然民主已经如此强大，其敌对者又如此软弱，民主岂能止步不前？”从19世纪中后期持续至今，全世界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进程，无不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二、民主需要基石时常有人质疑，既然民主的力量如此强大，与现代社会如此契合，为何除了美国之外，很多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都如此艰辛，反而带来血雨腥风？事实上，托克维尔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不仅考察了美国民主的特性，还分析出了“支撑民主的一般性法则”。民主需要适宜的地理环境。美国孤悬海外，不受欧亚王权的威胁；美国没有世袭贵族，所有人天然平等；所有居民都必须以劳动或买卖，获得土地等财产资源。这是一种“样板式的民主屏障”。民主需要精巧的法律制度。美国的有限政府，既保障了从联邦到地方的分权制衡、个人自由，又实现了联邦的法律权威和国家能力。这些精巧、平衡的法律制度，是民主持续运转的机制。民主需要深厚的宗教和民情。美国的宗教领袖不担任政府公职，是民间自由的一部分；与民主紧密相关的“人民主权”原则不会隐而不显或毫无成效，而是写进法律、公开传播；还有乡镇自治、民间社团，让人们把问题解决在当地。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民主的建立、运转和维系，这三个法则一个比一个重要。可见民主的成功建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条件。后世的每一个民主转型国家，都必须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三、民主潜藏危险托克维尔认为，现代国家要么迎接民主，要么被民主埋葬。因此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在他心中只有正面形象。但其实，托克维尔从来没有一味地褒奖民主。作为一个冷静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也尖锐地指出，民主同样隐藏着各种危险。民主必然消灭贵族精神。托克维尔悲观地预见到，从前那些“追求自由精神、高雅风尚和卓越艺术”的贵族精神，都将被“嫌贫爱富、矫揉造作和唯利是图”的小资精神取代。民主可能带来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始终是一种多数人原则，如果多数人的权威不受限制，就会走向“多数人暴政”，引发更大的社会动乱。法国大革命演变为血腥大屠杀，就是例证。而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民主会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当秩序崩坏之时，人们更愿意放弃自由、拥护暴君，导致民主社会的专制化。法国大革命转向拿破仑专制，就是明证。托克维尔说“民主，将塑造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使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远离公共政治与生活，从而陷入一种“严密的、温和的、平稳的暴政”。于是托克维尔写下了那段警世名言：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人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在今天，所有将民主列为核心价值的社会，都必须重视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警告。四、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近几十年来，很多关心社会转型的人，都喜欢把“民主”视为现代政治的首要目标，并引用托克维尔作为论据。事实上，在托克维尔心目中，民主只是一种获得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他的最终目的。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出于本能，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治、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托克维尔理想的社会政治——民众不再是专制权力下汲汲于私利的庸众，而是拥有自主的理性，虔诚的信仰，竭力培养自己热爱自由，获取自由的人格。永远不逃避政治参与，不把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利交到别人手里。所有正在经历民主转型的地区，都必须思考托克维尔对民主只是一种手段、他更看重公民自由与公共精神的思考。《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托克维尔“民主预言家”的名声，然而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分析，更是被后世命名为“托克维尔定律”：革命就像一个弹簧，不是发生在压迫最严厉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压迫开始减轻的时候；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每一个正在经历政治转型的现代公民，都应该珍视托克维尔对“民主、革命和自由”的殿堂级思考。书不在多，传世则名，托克维尔一生写就这3本书，但他的思想却在世界各地扎根，包括中国。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托克维尔四书。除其三本代表作之外，另加一本市面仅存传记——《托克维尔传

《流沙河解字全书》：初看不太像书，却是国文识字第一书打开出版社寄来一套五本的样书，第一感觉“不太像书”，每一页还都有“涂涂改改”的痕迹，有点儿像豪华版“作业本”。但和同事分工，认真看了每一册其中两章后，才发现：没两下子的人，还真不敢把手稿就这么“晒”出来，作为干了好多年人文社科编辑的我们，真心推荐每个家庭都应该收藏这套书。为什么？有大用：既可解决我们“认字”却不“识字”的尴尬；还能帮家里的孩子，迅速提高语文阅读理解能力和作文写作水平；当然，这套书还是帮我们真正理解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化精华到底好在哪里，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下面是我们梳理出来这套书的三大功能：◎功能一：如果说《新华字典》是“认字”第一书，那么，《流沙河解字全书》是“识字”第一书“床前明月光”，很多人都理解为“躺在床上看月光”，这套书却告诉我们，这里的“床”，不是用来睡觉的，而是另有所指。历史变迁，很多汉字的古今字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了解原意，很多字就只是“认得”，却不识得，导致误读、误解无处不在。《流沙河解字全书》对常用汉字进行了细致发掘，梳理了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漫长变迁，厘清了每个字的真面目，对普通人重新认识汉字，功莫大焉，因此被誉为“触摸中华文脉的巅峰之作”。◎功能二：《流沙河解字全书》，带我们真正领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情诗。流沙河却告诉我们，这首诗有着更加高远的追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对培养孩子的审美意识、人文素养极有裨益，但很多说文解字的书却把汉字当作普通的工具，结果导致汉字这座艺术宝库，被庸俗化，甚至被浪费了。《流沙河解字全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它用近百万字的篇幅，起底每个汉字的起源、结构和演变，让读者熟知汉字形、音、义的丰富内涵，带着这些理解，再去欣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完全是另一种体验——一种可以被汉字之美滋润的体验。◎功能三：既通俗易懂又严谨学术，《流沙河解字全书》是打开传统文化宝库最好用的钥匙没有好的说文解字书，无论品鉴唐诗宋词，还是学习文言文，拦路虎随处可见。其实，最早的一本书就叫《说文解字》，但它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文字古奥，不易理解；二是由于作者所处年代甲骨文尚未被发现，导致很多解字其实是错误的，比如将“秋”字解释为“禾谷熟也”，但《流沙河解字全书》告诉我们，甲骨文里的“秋”字，其实是指一只蟋蟀，并据此给出了真正的答案。在汉字、汉语受各种冲击日渐式微的今天，《流沙河解字全书》为何还能出版？这就不得不说说作者——流沙河。他是“旧社会”最后一批接受传统教育的人，四岁研读古文，二十六岁被“改造”时开始钻研文字学直到88岁时去世，一生浸淫于汉字，苦心孤诣打造出这部传世经典，学术含量极高。先生丰富的阅历和幽默的性格，又赋予本书以极其可观的可读性。最后，这套书独特的呈现方式，既有版本收藏的价值，也一定会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欢。全套五册均为手稿影印，史上罕见，超高清还原了亦为大书法家的流沙河先生书法的独特韵味；“作业本”形式以及“涂改”痕迹，对孩子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容易激发阅读兴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古今字体对照，都出自先生手绘，避免了通常此类字体容易发生的模糊和漏印，细节用心。总之，无论从文化的角度“真正认识汉字”，进而感受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美；还是作为青少年的第一套“识字解字”书，进而提高语文能力，每个华人家庭值得收藏这套《流沙河解字全书》，感兴趣的书友，阅读原文，或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每个国家的历史与记忆，都会有一段不愿提及、但又不得不提、且不能遗忘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可能记录了他们最黑暗、最禁锢的岁月，可能封藏了他们最疯狂、最激进的意识，也可能保存着他们最痛苦、最悲伤的记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时代都不应被遗忘，它应该明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对灾难铭记与警惕。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却由于种种历史的遮蔽，逐渐被模糊、被遗忘。人们对这一时代均有所耳闻，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它的内部，探究它的细节。所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亲身经历了那一时代，并用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将那个时代在记忆中勾起，描摹出一个个悲剧的个体或群体，汇成一部部悲怆、又具有一手史料价值的好书。-1-《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特殊时代的个体——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落花生，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笔名。落花生的女儿出生于1933年，她幼年丧父，抗战中随母亲四处漂泊，好不容易迎来安定的生活，却在1958年的一场全国运动中被捕入狱。刚刚结婚三年的丈夫与她断绝关系，她的孩子也不幸流产。历经11年的狱中与劳改生活后，心灰意冷的她来到陕西农村，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离异带娃、大自己十岁的当地农民。《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就是她晚年所写的一部真实回忆录。作者许燕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再度揭开命运的伤疤，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本书出版后不久，许燕吉便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那一天，整好是她81岁生日。-2-《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特殊时代的个体——一位“革命者”的信仰崩塌这本书的全名是《一个戴灰帽子的人：1960-1965

aphrodisiac.”（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基辛格（Henry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经历最难三年的2019级大学生即将毕业。对于这些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面对今天严峻的形势，如何走出自己的人生路，真的很难。近期，法学名师罗翔在一场毕业会上的即兴致辞，引发关注。他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很想祝大家一帆风顺，但我觉得这不现实。”常被人认作理想主义者的他，抛出一个问题：在顺势时可以坚持的原则，逆势时是否还要坚持，以及如何坚持？罗翔认为，抛弃原则获得的成功，将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他援引纪伯伦语，指出这世间有两种痛，一种是野心还没实现的痛苦，还有一种是野心成就后的无聊，很多人都困在两种痛苦里双向切换。他又以孔子以例，直言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有可能遭受厄运，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小人会随时改变原则，但君子会守住他的原则。“如果世界接受不了我们的理想，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不容然后见君子。”他强调真的勇敢，是对良善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祝愿各位年轻人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一生平安。正文为罗翔在中国政法大学2023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不容然后见君子其实我很想祝大家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这不现实。智者说：人这一生至少有三件事是无法避免的：一个是苦难，一个是邪恶，还有一个是人生的终点。所以，愿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当下储存足够多美好的记忆，去对抗人生不期而至的苦楚；也愿我们在记忆中能够储存足够多的美善，能够与邪恶相对抗而不和它同流合污；更愿我们能够在记忆中有更多的美好，能让我们平静从容的走向人生的终点。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并不值得信任。纪伯伦说过：这个世界有两种痛苦,一种是野心还没实现的痛苦，还有一种是野心成就后的无聊。我见过很多成功的和正在追逐成功的人，他们都在这两种痛苦中双向切换。所以有人说：真正能够带给我们宁静的是我们内心的原则。当然这样需要有命运的加持，我想给各位分享一个故事：2600多年前，当孔子绝粮于陈蔡，七天没有饭吃。外面有暴徒袭击，但孔子依然弦歌不断，依然给学生讲课，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学生，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应该临危不惧、泰然若处。他的大弟子子路走过来问老师：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种困境呢？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我们都有可能会遭受厄运，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穷斯滥矣，他们会随时改变原则；但君子会固守他的原则。孔子反问他的学生：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遭此困境？我们不是又不是野兽为什么会在旷野奔跑呢？子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他想了想，他的回答是：老师，那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吧。我们没有坚持“仁”的标准，我们不够智慧。但是孔子回答他说：如果坚持仁、坚持智慧，为什么会有比干？为什么会有伯夷叔齐？所以你要不要把凡事都往自己身上推。子路你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外界的环境是你改变不了的。有的时候你要相信命运，尽人事听天命。孔子的第二个学生子贡是个有钱人，然后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遭此困境？子贡说：老师您的理想太宏大了，为什么不能降低标准呢，只要降低标准我们就能维持。但孔子说：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不能降低标准。我们不能降低标准来谄媚。他说子贡啊，你的志向太不薄。最后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叫颜回。他的回答第一部分跟子贡完全一样，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但是他第二个回答是：“不容何如（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如果世界接受不了我们的理想，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不容然后见君子。1600多年后，当22岁的苏轼高中进士，他给主考官梅饶臣写了一封信，叫《上梅直讲书》，引用了这个典故：不容然后见君子。他有大好的前途，春风得意，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我时常想，如果苏轼能够提前预知他人生的终点，能够提前预知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是不是有勇气重来一遍。我真心祝福各位同学，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一生平安。不要成为愤怒的奴隶智者说，沉默是金，因为人一开口就显示出他的愚昧与虚伪。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师，从来不是什么人生导师。只是命运呢，把你带到令人晕眩的高处。中文的“愚蠢”的“愚”非常的有意思，上面是一个“禺”，下面是一个“心”。在中国古代，这个“愚”是“偶像”的“偶”的通假字，所以这也许提醒我们，无论是把自己作为别人的偶像，还是在心中把他人作为自己的偶像，可能都是愚蠢的一种体现。我从来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学殿堂的门童，从事普法教育与写作。法治的精神在于对人性幽暗的洞察，每个人都需要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我们常常说要勇敢地做自己，但是真实的自己，从来都有阳暗两面，所以到底你是想做哪一面呢？从逻辑上来说，光明跟黑暗，它其实不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所有的黑暗，不过是光明的缺乏；所有的邪恶，也都只是对良善的背离。因此，只有追求良善，在逻辑上才是自洽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彻底地追求邪恶，他至少不会希望别人对自己邪恶吧。所以真正的勇敢，其实是对良善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是也许大多数人，并不期待这种幸福。法治并不推崇哲学王，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并坦然地接受生活中的各种似非而是。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和有限，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跟苇草一般的脆弱。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可以把我们带向伟大与崇高。我们生活在此地，但是我们又向往别处的生活，因为人总要对焦生活以外的目标，才能从容过此处的生活。换言之，只有生活在别处，才能生活在此地。低垂的麦穗跟高傲的稗草，其实长得很相似，很多同学可能都区分不出来。但是一个硕果累累，而另外一个，是具有破坏性的杂草。所以是虚心地承认自己的有限，还是虚荣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我们一生要去思考的话题。人生不易，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夸口的一切，也不过劳苦愁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友谊是那么的重要。我们需要朋友的力量，让我们孤独的个体可以抱团取暖、互相关爱，一起走过今生的坎坷。因为只有友谊，才能让我们告别忧郁。但是所有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每天都在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也需要接纳朋友的不完美。正是不完美的朋友，才能让我们一起去追逐完美。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说，时不时会陷入emo（伤感），经常会感到愤怒与抱怨。但我想，人的愤怒它其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人彻底地失去怒气，那社会可能就是死水一潭。但是，我们不要成为怒气的奴隶，凡事都要有节制。（请同时关注微信公号@哲学思意）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悲伤、痛苦、无奈。令人丧气，但虚无会让人丧上加丧。这个“丧”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sàng丧。只有哪个shàn/sàng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呢？只有shàn善，良善的善，在逻辑上才是自洽的。很抱歉我的拼音不好，我无法区分“丧”和“善”，sàng和shàn，在我看来读音都差不多，两者似是而非。有人说，一个分裂的王国是无法抵御外敌的。同样，一个分裂的人，也无法有尊严地面对生命。只有良善，才能让我们自洽，才能让我们告别虚无与虚荣，告别忧伤与emo（伤感），才能让我们有尊严地面对生命，面对生活中无法掌控的明天。所以让我们依然相信良善，携起手来，在点滴的小事上追求良善，善上加善，止于至善，一起画好这未尽之圆。同学们，我们一起出发，享受未来路上更多的风景吧。谢谢各位同学。他是全网爆红的“法律男神”？现象级出圈学者？颠覆法律“冷酷、教条、无趣”标签，把法律讲成“相声”，让上千万人学到上头的“法律界郭德纲”？这倒没错，罗翔的确把枯燥法律变成“津津有味”，即便法盲都忍不住天天刷他的课，“火到连我妈都看”。看看罗翔讲的案例：我强奸我自己算犯法吗？熊猫咬我，我能把熊猫打死吗？狗咬我，我把狗咬死了算正当防卫吗？再看看网友说的：“边笑边看，边看边笑，看完了还想看，根本停不下来。然后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看了几十分钟刑法课了……用满屏弹幕来说，叫做——上头了。”●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后，中国开启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天因此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46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剧变，而且这种趋势丝毫没有逆转的迹象。这也是近些年对改革开放讨论、缅怀，甚至高调纪念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改变了什么？为什么近些年又遭遇了挫折？《我与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现代化新论》三书，从三种不同角度对改革开放进行的总结，再加上三本书的作者都曾深度参与或长期研究改革开放，他们的见证和洞见，或许正是留给当下时代的重要经验：一、决定改革成败的两大关键因素是：理念与领导力。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推动改革前行；错误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导致坏的结果。二、市场经济再造了中国，也壮大了全球的自由力量。经济改革始终是主线。经济改革大胆突破，政治改革慎之又慎，当后者的吁求高涨，可能引发动荡时，不惜放缓甚至暂停，以保障经济发展顺利进行。三、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短期内可能带来快速增长，但也可能埋下重大隐患。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懂改革开放，不仅有助于了解过去几十年更真实的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今日问题的由来。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改革开放”三书。这三部经典是可以传世、并且迄今在该领域还没有可替代者的重量级书籍。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发展经济很重要，解放思想更重要”经济可能靠一时幸运做出正确选择而腾飞，却不可能凭运气永远做出正确选择，如果没有普遍性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思想，任何经济奇迹都不可能长久。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一书，就描绘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成果。本书是自2007年底开始进行、持续至2008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影响深远的十二位八十年代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等著名学者。书中，王元化的一句话可谓意味深长。他说：“我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的政治更大。”不夸张地说，通过《我与八十年代》这本书，不仅能回望那个逝去的时代，同时也相当于是对当下时代的审视和追问。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改革的玄机在细节中，细节中能看到‘魔鬼’”当年的改革为什么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当下改革又何以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这些问题并不是谁都能看到的大的政策方向能明白的，很多玄机其实都隐藏细节之中，只有在细节中才能看到真正的“魔鬼”。但这些细节是普通人根本无法探知的。而吴敬琏老先生则是80年代决策的亲身参与者、“四十年经济改革”的完整亲历者，既有经济学家的素养与良知，又有政策制定与实操的经历。吴老写得这本书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从政治决策、体制运转的角度，自上而下地看过去40年的经济变化，在这样的高度下，呈现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所以很多今天的经济问题和根本症结，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一览无余。难怪又读者说“只有吴敬琏先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只有读他的书，才能感受到亲临改开历史现场的感觉。”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在野蛮化和现代化之间，没有第三条路”现代化给绝大部分普通人带来利益，野蛮化让一小部分“精英群体”享受特权，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第三条路。“既要又要”的第三条路，实际上还是野蛮化占主导地位，是一条注定失败的路。北大已故历史教授罗荣渠认为：中国当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

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熟知20世纪历史、甚至亲身经历过那些灾难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不可行，然而，作为“计划经济”认知源头的“计划思维”，却一直无处不在——小到个人成长，大到商业活动，再大到国家发展、人口控制，今天做什么，明年做什么，十年后达成什么，人类所有活动似乎都由“计划”掌控。计划当然是重要且必要的，但是，计划思维的滥用，也隐藏着一系列风险。比如，家庭教育过度重视计划，孩子几点吃饭，几点弹钢琴，几点学画画，就像被设计好的一个严密机器。人人都知道这是对孩子天性的抹杀，但却从没有人停止这样做。计划思维根植于人类大脑底层，这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必然，它听上去非常完美，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它的负面作用。有研究表明：远大的“目标”越清晰，时间的浪费、信心的挫败就越严重，离成功与幸福也就越远。▲计划思维运行下的苏联集体农庄滥用计划思维至少隐藏着四种危险：1.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知传统名画《清明上河图》，画中所描绘的大宋朝商贸往来、都市繁华的盛景，被视为中国古典文明的巅峰。宋朝的繁盛，绝不是艺术想象。就连很多海外学者，也常常赞赏“宋朝盛世”，认为它远超中世纪的商业城邦：它达到了中国古代最高的商业化水平，直到1990年代才再次被超越；它的军事很弱，经常被北方邻居暴揍，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朝代（在血脉和制度上来说，两宋比两汉更具有延续性），皇室国祚的传承甚至超过汉朝；它是中国技术最后领先于世界的时代，马可·波罗只是看见了它的遗产......可是，为什么如此文明繁荣的大宋朝，却被野蛮的游牧民族灭掉了？为什么中国后世所有王朝的文化、经济水平，都不能超越宋朝？这些盛世“图景”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围绕宋朝的史料非常丰富，然而以往写宋朝的书，大多集中在政治、军事、哲学和诗词。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汴京之围、崖山之役、宋明理学和苏轼柳永。迄今为止，能够从经济学视角解读宋朝的著作却少之又少，这不仅是史学界的一大缺憾，也无法帮助我们真正回答上述问题，解释大宋朝政治、军事的失败。幸运的是，财经作家、历史学者陈季冰的《逝去的盛景》出版，终于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书从经济视角出发，但又不限于此，而是以经济分析为“钥匙”，打开了关于宋朝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社会何以兴盛、何以衰败的“命门”。◎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书写来自历史深处的叹息本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犹如一张宋朝的全景图，思想的自由度、经济的商业化、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的平民化、对外贸易的频繁、市民社会的发达、人民的识字率等等，全都一一呈现。但跟宏大叙事的政治军事史不同，本书作者更关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用无数不同的面孔，汇集成一个更加立体、完整、有血有肉的宋朝。下册则更加侧重分析“宋朝何以兴盛、后来何以衰败”的核心原因——传统中国的经济、科技为何长期停滞不前？社会治理为何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死结？书中汇集了大量原始史料，抽丝剥茧的分析，其解答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更令人扼腕叹息。◎宋朝做对了什么？又为何昙花一现？从先秦到民国，中国历代思想家争论最多的问题都是，“什么样的社会，才算是一个好社会”？本书作者总结到，一个“好社会”至少有四个特征：第一，有稳定的秩序安全。第二，百姓的私有财产有保障，可以自由贸易、自由迁徙。第三，社会上有普遍良好的道德风尚。第四，精神领域有创造性成就。宋朝之所以被后世推崇，正是因为完全符合这些特征。可是，宋朝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实现了这四大目标呢？本书给出的答案是：“在市场的自发力量面前，宋朝政府什么也没有做，这恰恰是它做得最对的地方！”中国历史的铁律是：管得最少，才能管得最好。汉文帝如此，宋朝也是如此。然而，后世的所有王朝，都严重依赖重农抑商的经济、专制大一统的政治，于是对唐宋“盛衰兴亡的教训”做出了错误的总结判断。于是落入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套路，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名家联袂推荐，作者亲签+钤印本书一经出版后好评如潮，得到了来自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汪丁丁、景凯旋、许纪霖、李冬君、张明扬、郭建龙、吴钩、马勇等知名学者、作家联袂推荐。汪丁丁：“《逝去的盛景》文思精炼。纵观六千年人类经济史，三大制度要素决定经济兴衰：一是能否提供足够广泛的私有产权保护从而激励足够广泛的投资活动；二是能否充分限制权力精英的财富掠夺倾向；三是能否将机会不平等限制在可忍受范围内。”张明扬：“览毕全书，我一身冷汗，有太多的意想不到，有太多的南辕北辙，也有太多的扼腕叹息......”郭建龙：“本书提醒人们，若不知珍惜，再好的局面也可能毁于一旦......”本书故事丰富、文字流畅、发人深省，既适合在路上畅读，也适合放在书桌案头收藏，更适合作为思想交流的礼物。先知书店有幸获得陈季冰先生亲笔签名+钤印版，限时6折，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有人说，现在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再是物质条件，而是内在的精神世界，如认知、谈吐、见识。这话没错。但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最能看出一个人品味和修养的，其实不是知识，而是审美——也就是艺术修养。正如木心所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当下时代，文盲不多，美盲很多，审美的差异比知识的差异更大，甚至比贫富差距还要大。原因也很简单：获得审美能力，比获取知识和获取财富更难。提升审美，犹如遭遇一场战争，必须战胜三个丑陋而危险的敌人：工业主义、媚俗主义、专制主义。-1-工业主义审美物质极大满足，精神却被掏空工业主义注重机器化技术和工厂生产，以及这种生产带来的社会组织效应。而“工业主义审美”，就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批量化、标准化审美。其特点是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如：饱受诟病的城市规划、毫无新意的影视剧桥段、长相难以区分的网红、同质化的电子产品等等等等。工业品一开始就是为了被消费掉而生产，使物品失去了决定其美的特征，它注重新鲜感、刺激感，而丝毫不在乎消费者的美感。工业主义给人类带来物质富裕的同时，也给人类套上了枷锁，就像安徒生童话里“被诅咒的红舞鞋”：女孩卡伦受不了红舞鞋的诱惑，穿了舞鞋去跳舞，结果受到诅咒，不停地跳舞，也无法脱下来，最后不得不找人砍断自己的双脚。-2-媚俗主义审美把人降格为只剩下欲望的动物媚俗主义，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媚俗主义审美，是为了对普通大众最肤浅的审美需求和奇怪念头提供即时满足。比如偶像剧、快餐文化、网络小说、综艺节目、网络游戏等，都属于媚俗主义的范畴。媚俗主义的本质是，用最少量的努力换取最大量的刺激，以此填满空余时间。媚俗的世界，是一个自我欺骗的世界，到处都充斥着讨好普罗大众的粗制滥造的“谎言”。喜欢这种“谎言”的人，随波逐流且乐在其中；厌恶这种“谎言”的人，痛苦不堪却无处可逃。媚俗主义与美是背道而驰的，它不再去追求美，而是将动物性的欲望进行美化、合理化。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适度使用能带来精神愉悦，但若不懂暂停和反思，便会成为欲望的囚徒，在狂热中“娱乐至死”。-3-专制主义审美若只许一种美存在，那一定是丑专制本是政治学术语，指君主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美并无定规，但在专制主义的语境下，只有统治者拥有定义美的权利，并强迫别人遵从。这在我们生活中其实非常普遍，甲方审美、领导审美都是属于此列。有人并不懂美，但因为有钱或者有权，他就可以定义美、践踏美，因为他说了算。专制主义审美，是以强制的方式，规定只有一种美。专制者不喜欢的，就不允许存在；他手握枪和剑，可以毁掉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事物。所谓“纳粹美学”，就是这样一种专制主义审美。审美本是一种个人权利和人格的表达，专制主义审美则手握暴力工具，对个体进行宰制，用统一的人格，取代个性的人格，最终消灭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当世间只允许一种美存在，那它一定是丑。戕害美的行径，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消失过，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工业主义审美正在以批量复制的方式，从源头上扼杀美；媚俗主义的流行，正在解构人类积累了上千年的关于审美的价值和意义；专制主义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温和暴政”和“政治正确”，统一美的形式，扭曲美的含义，瓦解人的人格......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每当“美”被遮蔽、被篡改、被扼杀，留下的就只有破坏、失败、灾难和恐怖。“美的丧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寻找美、提升审美犹如逆水行舟，并非易事，重要的是回归诞生“美”的源泉。为了让更多人发现美、认识美、提升审美，我们推荐两套致敬古典艺术的经典之作：《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与《家庭艺术馆：欧洲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系列。这两套书所致敬的，正是人类近代艺术美的“源泉”——文艺复兴时代和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大师们。文艺复兴是“美”的胜利，是用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伟大创造让“美”挣脱出黑暗的牢笼。达·芬奇、米卡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博斯、提香、安格尔，在这些大师画作和雕塑中跳动的灵魂，无论工业、媚俗，还是专制，都难以将其遮蔽，那是人类共通的对美的追求与向往。硬核的内容、艺术品的制作标准、美术馆级别的原画还原，让这两套艺术经典一经推出，不但重新还原了“美”的定义，更成为彰显艺术眼光和审美品位的绝佳藏品。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非常特别的一本书，《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在中国现代史的主流叙事中，1943这个年份通常被一笔带过。获得极大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爆发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年份，如辛亥革命的1911年，北伐成功的1927年等。很少有人能说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发生。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却认为，1943年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如果问谁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候选项一定众多。有人认为是写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有人认为是写出《政治学》的亚里士多德，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孔子、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但无论如何，写出《政府论》的洛克，一定位列榜单之一，甚至有可能位列榜首。他被后世尊称为“自由主义之父”；他启蒙了孟德斯鸠、斯密等一众思想巨擘；更在于他以敏锐的目光提出了，现代社会“好政府”的三个标准，至今仍是所有国家政治转型借鉴的理论资源。一、政府必须由人民缔约而成在东西方的政治传统中，充斥着不同关于“好政府”的标准，有人认为是父死子继的王权政府，有人认为是“君权神授”的神权政府，还有人认为是“手握重兵”的军权政府。洛克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却石破天惊地指出：一个好政府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来自人民的缔约授权；一个没有经过人们缔约、赋权的政府，无论它的武力多么强大，还是自称“上帝授权”、“祖先传承”，其本质都是奴隶制，都是“生于不义”的坏政府。这就是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先有个人与社会，才有政府。由于可能存在分歧与斗争，人们于是将一部分自由权利让渡出去，通过缔结契约，形成政府，以换取秩序和安全。所以说，政府不是必需的，更不是神圣的，而是基于工具目的而存在的。所以，洛克进一步认为，政府即便做得好，公民也不必感谢；而政府一旦危害民众安全和秩序，公民就有权发动革命，选择新政府。洛克的这一标准，不仅成为了“好政府”的试金石，更塑造了现代政治的“格林威治时间”——人类历史从此汇入了同一条时间之流。二、职责是保护民众权利在古代，中国人认为“四海升平、万邦来朝”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西方人眼中的好政府，也同样离不开开疆拓土、信仰征服。到今天，“好政府”的标准，则变得越来越“繁琐”——很多人主张，政府应该发展经济，扶持教育，提升道德，还要承担医疗、养老、动物保护等责任……洛克在《政府论》中也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都是平等的、与生俱来的。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这三项基本人权。凡是专注于保护个体公民之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政府，都是好政府；凡是没有保护好这三个基本人权，或是权力超出了该范围的政府，都不是好政府。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克文明三底线”。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一条真理——政府不挣钱，压根就没有什么“公款”，只有纳税人的钱。你对政府期望越多，它就会压榨你越多。不要总是以为有人买单，那个买单的人就是你自己。可以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还是哈耶克的“最小化政府”，都是对洛克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三、权力要有约束和平衡传统中国普遍认为，一个“令行禁止、言出法随”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思想家主张，能够打击刑事犯罪和地方割据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但是洛克深刻洞察到：权力无限大的政府，恰恰是最坏的政府。他说：“人类最愚蠢的地方莫过于，以为狐狸和臭鼬带来的伤害，可以和狮子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洞察，洛克主张“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只有分权制衡，才能使政府不至于滥用权力。于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第一个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制衡方案。他认为，只有让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分属三个不同的机构，三者维持着紧张的平衡，才能避免政府出现低效或滥权的风险。▲美国的三权分立洛克的三权分立原则，几乎奠定了后世分权制衡的基本机制。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其实都脱胎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就生活在洛克所构建的政治秩序里。洛克对好政府的种种洞见，已成为“现代政治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正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我们，多读一分洛克，就是离转型成功更进一步。事实上，洛克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在哲学史上，认识论的讨论必然绕不开《人类理解论中》的“白板说”，他在《政府论》中关于“财产权”的讨论，同样是法律思想史绕不开的学说；而他壮年阶段，恰好经历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本身的经历也可谓跌宕起伏。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不可说的原因，洛克的思想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秘密”。他的墓志铭上写道：身为一名学者，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到这一点，任何有关他的事都写在里面了，比他的墓志铭还要真实。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读懂洛克文明底线五书”——《政府论》上下卷——“人类政府第一书”，奠定现代政治文明的伟大著作；《人类理解论》上下卷——洛克哲学思想的起点，习得大师思考的进阶训；《论财产权》——洛克财产权学说的另一新视角解读；《论宽容》——洛克与友人就宽容问题的来往书信讨论和真实笔录，汲取理性和包容之光；《洛克传》——洛克激荡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他是一位博学的大师、一位审慎的政治家，更是一个激进的人权捍卫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这样不理智的年代，都是荒诞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没有道理可讲，普通人没有尊严可言，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更没有尊严可言。我们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无数人都表现出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是如今格外受人尊敬的建筑大师，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个荒诞年代，他却曾有另外一面，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有一段时期，梁思成被批斗得很狼狈，但是到后来，他也开始批斗别人。他在批斗钱伟长的会议上，用工农兵的常用语恶狠狠地喊道：“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这样的往事，如果不是被学者陈徒手从档案里挖出来，普通人恐怕永远也难以知道。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都被陈徒手写进《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这两本书里。▲识码收藏签名好书在陈徒手的书中可以看到，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批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然而，忠厚的老舍，却没能躲开时代的铁拳。某一年赶上文化界整风，某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后来运动更加剧烈，老舍不堪其重，跳湖自杀。在那样的年代，想活下去就要舍弃尊严和良知，无论是真的舍弃还是假装舍弃，否则就是绝路。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这两本书，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每一个字都有来源，重现了荒诞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还原了一段“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真实历史。其实，陈徒手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只有这两本，并且还颇多波折，最终能与读者见面，殊为不易。我们有幸邀请到陈徒手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签名版曾一度售罄，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性格显得格外难以理解，尤其是他们面对许多重要决定时的选择，常常让中国人摸不着头脑，由此也产生了许多误解，甚至仇恨。其实，这都是因为没有抓住理解美国人的一个关键词：信仰。如果不明白美国人的宗教精神，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美国人的行事逻辑。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总结过几个美国人的性格特征，了解这些，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美国人精神的主要脉络：-1-美国人富有同情心过去的中国，凡是逢到枪毙、杀头的盛典时，刑场上会挤满了人看热闹。即便到了现代，遇到有人轻生跳楼的情况，也总有一帮人围观看热闹，有人甚至催促轻生者快点跳楼。这样普遍缺乏同情心的情况，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宗教长期的熏陶，“爱人”的基督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部分美国人。如今，富有同情心的观念却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扩大到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正是因为这样的同情心，让美国人收养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孤儿，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他们，有的还把弃婴最终培养成了世界体育冠军。-2-美国人爱管“闲事”中国有句古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两千年来，明哲保身几乎成了人们最高的生活准则，只有利害，没有是非。甭管遇到什么样的坏人坏事，只要没坏到自己身上，那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偶有见义勇为的猛士，也会被许多人嘲笑为愚傻。美国人则相反，他们有耶稣“舍己为人”的精神，喜欢管“闲事”，爱打抱不平；即在国际关系上，他们也时常表现出这种锄强扶弱的脾气。比如美国的几次参战，虽然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但在敌人还没有打上门来时，就挺身而起，甚至因而招致阻击，在美国人可以相信是一种义举。-3-美国人不爱“面子”在中国，人们通常都很注重面子。面子像荣誉又不是荣誉，它一点都不实际，却有人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如果生活中，你驳了某人点面子，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在美国却不必有这种顾虑。美国人在面对问题时，会更加直接和坦诚，而不会为了面子遮遮掩掩、掩耳盗铃。美国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因为他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不信上帝的人，会为了“面子”向别人隐瞒自己的欠缺；但如果眼睛望着上帝，自然就会觉得掩饰弱点很无聊，因为上帝是瞒不了的。这种坦诚使得美国社会更容易达成共识，且交流更加顺畅，避免了因为面子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4-美国人喜欢做慈善

《明天会更好》的2024版和1985版被有心人做出了对比视频，其中一版气场全开、个性彰显、声音铿锵、吐字清晰，歌手人人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简陋的画面硬是唱出了“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振奋感；一版有气无力，人人好像没吃饭，僵如木偶，似在如泣如诉疑问“明天会咋样？”年终岁尾了，不管今年过得难不难，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振奋的强音来激励彼此，期待这个忙碌的世界明天会更好。当然，尤其是咱自己国家。有一个世界级IP曾经就唱响过一版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比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率一众当年的顶级音乐人唱得更好、更响，更有情怀和逻辑。他就是汤因比，历史学界的爱因斯坦，世界级文化IP。他在中国国力羸弱不堪时，曾预言中国文明将引领世界。现在遭遇的困境难道还比汤因比在1929年、1967年两次访华时更困难？而照汤因比的说法，文明正是在成功应对了恶劣环境（自然的、战争的、经济的）的挑战之后，才有可能诞生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这种应战的成功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人类的创新和创造。人类的智慧在于等待和希望。由少数人创新和创造的新文明，一定会改造甚至替换“美丽新世界”中僵化腐朽的奴役式旧文明。这就是汤因比在回忆录《人类的明天会怎样？》唱响的“明天会更好”强心针。在更多了解《人类的明天会怎样？》究竟是否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之前，我们先来迅速认识一下世界级超级文化IP汤因比。▌靠一部巨作把美国震晕了的大师说起汤因比，就不得不先说起他那部超级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从1934年开始撰写，到1961年收尾，历时27年才12卷全部出齐的巨著，一共500多万字，在那个基本靠手写的年代，篇幅居然能跟中国的顶级网文《斗破苍穹》差不多，可见汤因比的雄心和精力。但也正是因为篇幅浩大，所以在前6卷最初问世的时候，关注度很低，直到1946年，美国学者索麦维尔将书的前6卷缩写成一卷600多页的节本，出版后，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之一。汤因比也因为这部书在1947年荣登《时代》周刊的封面，被誉为能比肩爱因斯坦、罗素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说他对历史的发现可以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相媲美。所以，当时有评论说，美国已经被汤因比震晕了头。有位喜欢读书的土豪企业家朋友，只要是比尔·盖茨、巴菲特、马斯克、扎克伯格等商界大佬推荐的书，他一定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拜读。有天，他在家里眉飞色舞卖弄了一早上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结果，他七十多的哲学教授老爸，听完之后，甩给他一套书，和一句气场爆棚无情碾压的话：你说的《人类简史》也不大高明，你看看这三本书。你说的《未来简史》是假设。这三本书，就是由索麦维尔缩编，后来翻译成中文的《历史研究》。为什么这部书会让这位自诩阅读量极大的企业家朋友有被碾压的感觉呢？第一，因为《历史研究》是全球史、人类史、宇宙史等大历史观的精神之父。在20世纪的历史学者还在撰写国别史、断代史的时候，汤因比已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的历史与命运，这直接酝酿了后面各种大历史的写作。后面的全球史、人类史乃至宇宙史，都能在《历史研究》中找到他们诞生前的影子。第二，《历史研究》是一部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哲学经典之作。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但是历史哲学却不仅仅是限于要求知道或者确定历史事实。它要通过分析复杂的历史画卷，找出历史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和阻碍力，找出最基本的历史发展模式。第三，《历史研究》第一次让“文明”成为历史的主体，汤因比认为“国家”不是研究历史的完整系统，而“整个人类社会”又是一个过于庞大的系统，因此，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明”作为单位，既可以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又不至于因系统过大而难以操作。所谓“文明”，是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时间长达100多万年，而文明社会历史最长的也不过6000年。相当于一把1米长的尺子，文明社会的历程还不到1厘米，这样的视角，让不同时段的人类文明可以互相比较，并进而探讨为什么现存各个人类社会之间的文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找出人类社会文明发生、发展、衰落及灭亡的原因和规律。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也影响了一批后世作者，比如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也正是在这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寄予了厚望，认为世界将在和平中统一，而统一的文化主轴不在美国、前苏联或欧洲，而是中国文明。▌跟着“世界级超级IP”学习如何打造自己如果说《历史研究》是那种宏大无比的“大历史”开山之作，但是篇幅浩繁，咱们有点看不动的话，那这本《人类的明天会怎样？》就特别接地气了。汤因比自己也说过，“如果理论著作只能为专业小圈子里的人所欣赏，那就是文化步入歧途的征兆，唯有为广大受过教育的人所喜闻乐见，文化才能繁荣昌盛。”这本晚年回忆录，正是大师的接地气写作实践。你可以把《人类的明天会怎样？》看作一本世界级超级IP自述的成长之路，怎么从童年、青年学霸走向中年学神？怎么亲历历史重大场合？怎么学习？怎么工作？怎么看待自己衰老这一事实？对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怎么看？有人问杨振宁“做物理研究有没有什么诀窍”，杨振宁只说了一条——“你就盯住领域里最牛的那几个人，看他们正在干什么，你跟着干就行。”有人问芒格，模仿大师的投资之道有没有意义？芒格回答：我是你们的话，我肯定这么做。我一定要摸清聪明的投资者在做什么，每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我都要密切跟踪。关于这个问题，巴菲特也回答过：在大师门下学习几个小时的效果，远远胜过我自己过去十年里自以为是的天真思考。而在《人类的明天会怎样？》里，大师汤因比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你如何通过学习和工作打造自己的IP——他给“学习”指明了方向，免得你读了那么多书，却过不好自己的一生：我没有无休止地获取已有知识，而是试图凭借着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创造自己的知识。而这种对知识的积极利用为未来指明了学习的方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拒绝随意武断地给学习限制一个范围，但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给无限设限。由我自己专研的需要来决定我要学习的知识。知识仿佛陈列在图书馆书架和博物馆的画廊里，它们随时为我所用。我并不急着把它们都掌握了，毕竟它们就在那里，又不会跑。我能，也会去掌握我想掌握的，用它们来创造别的东西。换句话说，从此之后，我学习的目的都是因为我需要它们为我所用。他给打算在任一垂直领域打算深耕的人指明了方向：第一条建议，“不要贸然行动。三思而后行。先给自己一点时间把问题看成一个整体来思考。”第二条建议是“做好思想准备后就要立即行动”。等得太久可能比做得太快更糟糕。第三条建议，我认为它不仅适用于历史作家，也适用于任何领域的作家（内容生产和表达者）。“写作，须得日日有规律地进行，在一天中你认为最好的无论哪个时间进行都可以。不要等到你认为有心情了才开始。不管你觉得有没有心情都要写。当你不在状态时写出来的东西不如状态最好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那么多、那么好，这是自然的，但你可以修改，最后它就能和你带着热情时写的一样好。另一方面，你的进度也一直在推进着。如果你非要等到能够达到完美的状态才开始写作，那么就准备着一直等下去吧。因为只要是人为的，就不会有完美的。如果真有什么完美的作品，那一定不是人类创作的，而是上帝。”第四条建议，“不要浪费零碎的时间。不要暗示自己说：‘瞧，我已经完成今天的工作了，明天的明天再做或过了周末再说吧。今天或这周的其他时间先休整一下吧。”你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开启下一项工作的最佳时机不是明天或下周，是当下，用美国话来说就是“right

陈丹青，一个足够敏锐，足够锋利，足够率直，又足够刚正的人物。他的风骨正如他的名字，这是他父亲用爱国诗人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为他取下的名字。陈丹青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他清醒，总是一幅孑然独立的样子；他敢言，他说他的偶像是鲁迅，他也像鲁迅那样言语刻薄犀利，昂扬着孤傲的斗志；他洒脱，敢于丢弃一切捆绑自己的枷锁，所以他能在当年毅然离开中央美院，又在后来愤然离开清华美院。陈丹青1982年离国，2000年归国，他缺席了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他说：“八、九十年代的质感我了解不了。”然而，那份焕然在他身上的风骨，正是八、九十年代独有的特质，而这正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所缺失的。他离开于八十年代，却又带回了八十年代，满身的傲骨与理想主义。陈丹青自称，“少年时就口无遮拦”。别人说他敢言，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暂时还没学会说假话的人”。他只是说清事实、阐明观点，如此而已。然而，仅仅只是如此，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便已望尘莫及。先知书店特别整理了陈丹青先生的犀利句子，分享给各位书友。从中，你能感受到一个思想者的无奈和绝望，也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自由和真诚——·

「所有游学均支持私人定制」新加坡，有“花园城市”之美誉，它繁荣富裕，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马来西亚，被国人称为“大马”，国内一半以上的耕地均种植橡胶树，被称之为“橡胶王国”。境内人口多样化，又被称之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两个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都是多元文化国家，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其它种族组成。一月，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平季，降雨量较少。这段时间天气较为凉爽，平均气温在23到29℃之间，适合户外旅游。我们将跟着中国社科院的雷颐教授，一起走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感受两国的历史与文化。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国家，是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典范国家之一。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不同肤色的人，一位马来人可能熟练掌握着马来语、英语、普通话、粤语等多种语言。在这里，能够体会马来人、印度裔、华裔和原住民等各个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魅力，欣赏各种传统艺术、特色建筑，品尝到各类特色美食。郑和，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航海家，率领着由数百艘大船组成的庞大船队，穿越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其船队规模之大、阵仗之强，让沿海各国闻风丧胆。每当船队到达一个国家，郑和都会展示明朝的强大实力，将中国的文化、科技和商品带到当地。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都经过了马六甲。郑和曾经到过马六甲的三宝垄，他用带去的瓷器、丝绸、金银和铜铁器换取当地特产，与当地人民开展和平贸易，进行友好交往。如今在马六甲古城漫步，穿梭历史长河，还能细细品味古城墙下每一块砖石诉说着的往昔故事。马六甲河两岸色彩鲜艳、风格多元的建筑不断映入眼帘，彰显着现代与传统的完美融合。雄伟壮观的圣地亚哥是葡萄牙人建立的一座堡垒，马六甲唐人街则是中华文化圈的遗留产物，多元异质的中西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碰撞交融，赋予了这个国度独一无二、多元包容的奇妙魅力。从古老的马来习俗到繁华的市井街巷，从历史的沉淀到现代的崛起，马来西亚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也吸引着我们前去探寻。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均GDP位居首位，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城市基础设施排名世界第一。促进种族和谐是新加坡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新加坡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同时也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告别南洋古韵的马六甲，我们会走进现代都市的新加坡，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城市，开展一段充满探索与创新的旅程。新加坡博物馆，建立于1887年。虽然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博物馆，体现的却是本国年轻、创新的精神，讲述着这座“花园城市”的沧桑历史。从七百年前的狮子城、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地、二战期间的昭南岛到今天繁荣安定的新加坡，通过时装、摄影、食物和电影及木偶戏等生活细节，详尽地展示了新加坡的文化变迁。鱼尾狮公园，是新加坡著名的城市地标。鱼尾狮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虚构的鱼身狮头的动物，为新加坡市中心的喷水雕塑。鱼尾狮塑像的鱼尾造型，浮泳于层层海浪间，既代表新加坡从渔港变成商港的特性，也象征无数先辈跨越海洋的勇气与坚韧。牛车水，是指新加坡唐人街的意思。牛车水名字的由来是当时没有自来水，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便称唐人街为牛车水。现在的牛车水是新加坡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拥有中国各地的小吃。夜市的牛车水灯火辉煌，有点像中国的庙会。作为一个岛国，新加坡本土资源匮乏，小而自强，虽无太多自然景象，却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了花园。岛上的民族杂而互融，却把各种族文化调和成独特的民族色彩。它也许繁华不过美国，底蕴不及英国，浪漫不如法国，美景不比澳大利亚，但这个小小的岛国却有足以傲视世界的优势。新加坡1963年合并到马来西亚，到1965年被迫独立成为的国家，一穷二白，当时的国家总理李光耀哭着说要把新加坡建立起来。尔后，仅用三十年的时间，新加坡就发展成为了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国土面积约等于香港的65%，与广东的珠海市面积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这和李光耀本人以及选择拥抱海洋文明的道路是分不开的。李光耀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大学时期去到了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就读法律系，他的成绩曾在整个法学院排名第一。他的英国教授就说，你这么优秀，可以留在英国任教，新加坡太落后了，你回去也没什么发展前景。但是李光耀说他要回到新加坡，要把英国的国旗拿下来，让新加坡独立起来。你也许会问：马来西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华人？马六甲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所以走上现代化道路，究竟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还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强人在社会转型中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现在的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本次游学探讨的问题。美食也是我们在异国他乡所向往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美食都受到中国、印度、马来和土生华人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有自己的区域差异，来自中国方言群体，马来地区等等。例如，在新加坡，中国菜受到福建和潮州传统的强烈影响，而在马来西亚，粤菜传统起着更大的作用。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省文昌市，在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成为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烹饪工艺是烫煮。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同时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20世纪初期，随着移民潮，这个菜式传至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泰国等地发扬光大。旧时新加坡作为码头城市，有大批码头工人辛苦劳作。工人食物自然是要解饱、扛饿，工人们要吃肉，要吃饭，要喝汤，要喝茶，又不能太清淡，因此就有了肉骨茶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谁是谁非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约翰·穆勒▌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读书并不一定使人明智，因为有的书是有毒的。比如人类历史中，许多专制君主都杜撰过虚假历史，它们往往真假参半，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所以，读书要有选择。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学术界的“清道夫”读杨奎松的书，常常让人想起“清道夫”这个词。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他的学问涉猎面极广，国民党、苏联、共产国际、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尤其对于党史的研究，更是出类拔萃，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所以，学者徐庆全说，“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以良知书写真实历史杨奎松曾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凭借这些资料，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新书写了被权力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完成了《革命》四书这一整套“革命”丛书。这套书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在《革命》四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读者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正如学者刘志琴所说，杨奎松这样史学家，“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以问题意识深挖“革命”史杨奎松写书，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海内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说：“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说：“《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原因，杨奎松的书常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断货王”。曾有人问，“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店长荐书有幸获得杨奎松老师“《革命》四书”签名+钤印版，更具珍藏价值，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阿克顿勋爵对某些国家或民族来说，历史可能是一种羁绊和负担，但若想从历史中解放，最稳妥、最可靠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认知。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历史有怎样的认知，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因此，正确认识历史，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无比重要。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存在种种错误认知。而有一位历史学家，却以他的警醒和洞见，纠正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模式，帮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升境界。他就是——阿克顿勋爵。先知书店从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近代史讲稿》等著作中，总结了以下四条认识历史的思想路径，每一条都是直达底层的历史思维：1、历史不在于多，而在于真在人类历史中，有许多虚假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出自专制君主之手的“历史”。他们为了维系自身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要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挣脱权力的宰制，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阿克顿认为，历史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丰富性，而在于其可信性。虚假的历史堆砌得再多，也等同于垃圾，还不如没有。人类唯有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中，才可能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2、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永恒人们通常以为，历史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当下提供经验教训。这并没有错，但若仅仅如此，却会有点狭隘。因为，“当下”总是充满纷争与躁动，而神圣、公正的信念应当超脱于其上，需要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阿克顿说，“在可信性之外，是超然性问题”。历史意义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读历史，在于思索事物的起源和根源，从而获得一种超然性的智慧。3、真相重要，但道德更重要面对历史，如果仅仅关注真相，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古代贵族统治有许多弊端，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平民统治更优的结论。正如阿克顿所说，“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如果没有人类整体普遍的道德，任何统治都是危险的。阿克顿认为，“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

▲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在一起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答：“放掉以后再说！”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西安事变”前10天，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地讲述了甲午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的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日本侵华罪行”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好不容易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口述历史。唐德刚根据张学良口述，最终写成《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张学良口述历史》插图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像这样，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人物都有极其深刻的见解。

近两年由美国文明史大家钱满素老师主编的“美国文明经典译丛”又添新作——《连根拔起：19世纪美国移民史》。今天，这类书出版不易，既需要编书者的韧性，更需要阅读者的赏识。适逢美国大选，特朗普重返白宫，世界政局剧变之际，这本书来的相当及时。它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视角：以往人们只知道，涌入美国的几千万移民改变了美国，但事实上，美国对移民的影响更加“残酷”。通过这本书，不仅能从新视角读懂美国文明，还可以了解到移民美国最大的“代价”和“挑战”。所有关心“移民美国”话题和对美国历史、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哈佛老教授得意之作，荣获“普利策历史奖”本书作者奥斯卡·韩德林，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移民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教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曾对《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的通过产生重要影响。他写的《连根拔起》英文原版出版于1951年，是美国移民研究奠基之作，曾荣获“普利策历史奖”。书中开创性的移民研究，重塑了“美国故事”，改变了后世理解美国历史的方式。本书绝对称得上大家手笔，虽是70多年前写的书，现在读起来依然极具启示性和时代穿透力；不仅文笔优美、内容详实，更随处可见对移民的人文关怀，可谓“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正如《纽约时报》评价的那样，这是“一部有别于常规的历史书——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关注移民者的内心与精神状态，而不是仅仅关注历史事件。”◎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作者说：“我曾经想写一部美国移民史。后来我发现，移民史就是美国史。”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移民运动改变了美国，但同时也改变了移民群体。本书聚焦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约3500万欧洲人涌入美国后的命运，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移民故事。移民们离开熟悉的环境，踏上陌生的大陆，抛弃原来的模式，奉行全新的规矩，疏远旧的人脉，建立新的关系，抛下曾经的生活方式，赋予生活新的意义。然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迁徙和适应新世界的整个过程，每向前一步，就离原来的家园更远一步，这种疏远既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移民生活在“连根拔起”的危机之中，在移植过程中，当旧根已被砍断，新根尚未扎下之前，注定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移民如何适应美国？大迁徙何以造就美国人民？答案就藏在这本书中。◎一本书说清美国移民的“变与不变”当时欧洲来的移民所遇到的问题，在现代美国移民身上都有所体现和放大，比如生计、教育、文化传承等问题，而最大的“变与不变”只有两个：政治和宗教。政治是移民到美国后最陌生的事物，因为故乡的生活经历并不包括参与政府工作，但在美国却要学会选举、集会、结社、地方自治等一系列全新的政治活动。宗教则是美国移民保留的“最顽固”的“遗产”，因为与故乡分离得越彻底，宗教的控制力就越强，信仰成了移民与逆境抗争、与过去建立联系的精神寄托。在作者系统而不失细节的笔墨中，那段充满喧嚣又包罗万象的美国移民史跃然纸上，既有趣味性，又有启发性。了解那个时代美国移民被“连根拔起”的“代价”和“挑战”，非常有助于理解今日美国移民问题；对于关心“移民美国”话题或者想要了解美国历史的人来说，更是大有裨益。本书为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翻译贴切，流畅易读，装帧精致，结实耐翻，限时8折优惠，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关上灯，教室漆黑一片。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这是普希金”，他对学生们说。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门口，打开灯：“这是契诃夫。”他又走到窗边，猛的打拉开窗帘，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教授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再后来，教室窗帘被拉上，灯也熄灭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教授说：“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战死在德国前线，是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1945年，服役期间的索尔仁尼琴，因在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被判处8年徒刑，在严寒和劳苦的集中营内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刑满获释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在集中营索尔仁尼琴身患癌症，历经生死辗转，却又奇迹痊愈，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索尔仁尼琴后来回忆道：“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当世界充斥着谎言时，真实就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因此，当196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公开发表时，人们瞬间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正像他经常引用，最终传遍世界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只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被迫用“个人理由”拒领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让诺奖开特例补领的人却很少。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此人便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他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因“个人理由”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便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写作”，这是唯独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伟大的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的名单。即使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在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土地上，仍然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必须”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的个体，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索尔仁尼琴曾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因此在被抛入灾难中时，索尔仁尼琴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无数个体受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而索尔仁尼琴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L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既是秉持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更是他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业。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人来敲门。▌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2008年，在索尔仁尼琴去世的第三天，俄罗斯《消息报》用了五个整版，讨论关于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么的位置？这位垂垂老矣的大作家最后在人们眼里留下的并不仅仅是苍老的模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见证了整个苏联崛起与毁灭，正是在他的笔下，苏联在全世界的道义形象瞬间崩塌；因此有人评价说他“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正如俄罗斯报纸对他的盖棺定论——“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的1/3是在索尔仁尼琴的旗帜下走过的，并且结束在索尔仁尼琴的音符上”。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也正是以索尔仁尼琴为首的这批俄罗斯作家的写作与见证，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因此，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但苦难本身并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历经苦难的民族很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的却很少。就像索尔仁尼琴，他“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复杂的索尔仁尼琴，复杂的俄罗斯和其他20世纪顶级知识分子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注定是个盖棺不能定论的符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他反专制，反极权统治，同时也反对威胁俄罗斯文化根基的工业化、城市化。他的“复古”特色，自然受到一心要恢复俄罗斯帝国霸权伟业的普京青睐与宣扬。正是复杂的俄罗斯，才能诞生出复杂的索尔仁尼琴。就像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顽固的性格，坚持看起来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文化牌是所有传统文化大国在转型期都会使出的杀手锏，被偶像化的索尔仁尼琴是否还是真实的索尔仁尼琴，明晰这一切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分别是《古拉格群岛》和《红轮》，遗憾的是，前者已经难觅，而《红轮》也因种种原因早已绝版，网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残卷，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多元。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之价值，经多方努力争取，终于集齐目前中文最全《红轮》版本（全三卷、16册版），作为索尔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红轮》，收藏这套书还有三大理由：●“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本书对“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比《史记》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而我们依然生活它的延长线上。●题材特殊：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类似《红轮》这样深刻的书，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已经越来越少。●洞鉴现实：索翁的这部巨著，其中文版从翻译到全出版，历经二十年光阴。其现实主义的笔触一脉相承俄国文学巨匠们的传统，那种激烈的批判现实的见识、勇气和果敢，以及展露出的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深度透视，令人叹为观止，当下绝大多数作家，恐怕无法望其项背。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套中文最全版本《红轮》（全三卷、16册版），好书难得，值得珍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独家绝版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中意俄三位国宝级作家作品集”）。

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人们最开始问的往往是：它有用吗？“有用”与否，是身边很多人做出抉择的基础。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久而久之，“无用”的事情成了一种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智慧。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往往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位有睿智的思考、完备的知识结构、道德坚守的知识分子。当下已93岁高龄的美国学者索维尔就是其中的典范，他的智慧总能一语道破，当下最受关注的常识逻辑、经济学、甚至种族领域的本质，以至于许多美国媒体只能将他的作品藏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辩得过托马斯·索维尔”。

马丁那天讲了，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政治强大，不是因为军事强大，也不是因为经济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强大。国民的强大是什么？是国民创造力的强大，是国民的价值判断力的强大，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国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面临同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的国民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学人文学科？为什么所有的大学里除了专业教育之外还要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价值观，启发你自己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后，逐渐提升你的判断力。当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独立地判断是非，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哗众取宠。▌君子不器：独立思考的人，不会成为工具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君子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人才，要成为君子，除了懂一些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一种价值判断。君子不仅要能够判断自己的专业问题，还要能够判断公共事务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一把锋利的菜刀，你可以拿它切菜，也可以拿它砍人——这就叫“器”。假如这把菜刀你让它切菜它切了，让它砍人它坚决不去，那这把菜刀就不该叫“器”了，该叫“君子刀”。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刀本来就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工具，它永远都只能是个“器”。但我们是人，是有着意志和尊严的生灵，不该只配得上工具的命运。一个人如果只是专业能力很强，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让他去干好事他也干，让他去干坏事他也干，那就不叫君子，只能叫“器”。一个人不仅专业能力很强，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不颠倒黑白，不戕害无辜，不做强权的附庸，尽自己所能去坚守正义，去发现和创造真善美——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配称为“君子”。▌人文教育，让我们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人文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记一些苍白的人文知识，那样的功能完全可以由工具取代。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我们获得一种信念，让我们具备一种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判断力，我们才真正有资格说我们读的是大学。什么叫大学？“大学大学”，倒过来读你就明白了，“学大学大”，学者大起来。没有大起来的人叫什么人呢？叫小人；大起来的人叫什么呢？叫君子；君子是什么人呢？不器之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人文的教育，没有人文的修养，没有对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没有坚守正义的勇气，即便你专业能力再强，你也不能算是读过大学的人。▌人生三境：人要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我们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谋生。人要活着就必须谋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谋生上，否则你的人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你要留出一点时间给心灵，留出一点心灵给信仰。如果一辈子只是在谋生，那么你跟动物没有区别。动物也有“专业”，蜘蛛是纺织专业的，老鼠是隧道专业的。如果我们只想着谋生，只想着学一门技术，到大学来待了四年，毕业时就拿了一张毕业证，其他的都没有提升，那么你的追求本质上跟动物没什么分别。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谋生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叫谋智。意思是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还应该有智力提升、知识精进的需求。但是这种追求，还不算人类最高层次的追求。最高的层次是什么？是谋道。道是什么？中国古代有两家都在讲道，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道家讲的道侧重的是客观规律，儒家讲道讲的更多是人文物理，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人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无论你才能是否卓越、处境是否通达，你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就叫价值观。具备价值观之后，你还得学会去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这就叫价值判断力。如何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避免好心办了坏事？具备了价值判断力，知晓了是非善恶，你才可能保证自己的知识和智力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你才可能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造成威胁、带来灾难。因此，人文学科的核心，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具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观，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本文根据鲍鹏山教授的演讲片段整理。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鲍老师曾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用那些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鲍鹏山作品集”全签名版：包括一部文学史，一部思想史，两部经典解读。鲍老师用自己的如椽大笔谈圣贤，谈老子的通透、孔子的执着……谈有物、有事、有情、有味的“水浒”，谈中国人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思想与心灵......先知书店有幸邀请到鲍鹏山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更增添一份纪念意义。全签名版仅有不足20套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来源

台湾学者王德威说：五四以来，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除鲁迅外，只有张爱玲。张爱玲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她被很多读者称为“祖师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润”现象流行的当下，她还被有些人视为“润”的“祖师奶”。

当下，世界格局面临苏联解体30余年来最紧张、最危急状况，并且未来可能继续恶化。这可能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近的一次。大国关系将往何处去？◎读懂冷战，读懂当下世界格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预知今日世界向何处去，需知冷战从何处来。读懂冷战史，也就读懂了当下世界格局。在中国，对冷战问题回答最完全、最到位的，非冷战研究“第一人”沈志华莫属。沈志华的著作讲的是冷战史、中苏关系史，但他希望读者看到的，却是对当下的启示。史论结合，极具冲击力和现实性：◎斯大林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如何打经济冷战、心理战和宣传站？◎日本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如何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苏联在冷战中如何败北？◎苏东剧变的历史启示是什么？◎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状态？◎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攻势和压力？◎俄乌战争的起因源自何处？◎俄乌战争最终将以何种结局收场？……以上问题，都可在冷战的历史中找到相应的解释。▲2017年，沈志华与俄罗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稀有苏联档案，使他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当时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回答得干脆：“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美国总统拜登赦免儿子亨特·拜登，引发巨大争议，被“经济学人”“BBC”等多家媒体批评为“坏先例”，是用行政权干涉司法权。这不是拜登第一次“扩权”。2021年，拜登签署法令，强制公务员和大企业员工，“必须接种YM或每周HS检测”才能进入工作场所，最终被联邦法院驳回。今年，又有16个州政府对拜登提起诉讼，要求推翻限制天然气出口的命令——州政府指出，拜登的政策导致多余的天然气即便被烧掉也没法流入市场，极大伤害了地方权益。事实上，不只是拜登，整个民主党派都存在滥用政治权力的行为。比如，奥巴马时期，政府赋予黑人更多特权，但反而加剧了黑人社区的犯罪。再比如，克林顿不仅对白宫的性丑闻撒谎，还以滥权的方式排除异己。“滥用政治手段是现代政府的通病，但结果常常适得其反”——在美国，最早意识到这一趋势并公开提出警告的人，便是政治学大师汉娜·阿伦特。

《巨流河》《邓小平时代》《陈寅恪的最后20年》《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这些轮番占据各“好书榜”头名的经典，要么挖掘了幽暗岁月，要么涉及当代政人，却难得的学术和可读俱佳。令人“震惊”的是，它们全出自同一位出版人——李昕。是什么样的“出版智慧”，让李昕先生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如此不同凡响的成就？◎学问。他有自己独特的选稿标准和生产流程，他说：“对缺少资望的作家是什么态度，体现出版人的眼力、境界与胸怀。”他的原则是，“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帮作者提高图书质量。”市场证明，他对“好书”的定义，契合读书人口味，所以每次都出手不凡。◎胆略。李昕最突出的气质是道义和担当。1990年代以后，学者刘再复成了烫手的山芋。是李昕“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开刘先生作品“复出江湖”的先河。就在刘再复新书出版前几个月，某学刊只因发了刘先生一篇红学论文，而被禁止发行。◎见识。深谙国情，熟悉政策，洞察人心。当年作为总编，他把握住了三联书店的“特殊性”，“夹缝”中求发展老道圆熟。《邓小平时代》的出版就是“闯关”成功的典范，这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大戏，若没有李昕发挥到极致的“政治”智慧，不会有最后的柳暗花明。他在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里进行了精彩描述，读之甚至比读《邓小平时代》更“刺激”。“为人作嫁衣”已超四十年的李昕，退休十年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经手的图书超三千部，交往密切的名人学者成百上千，可以想象积攒下多少“好故事”，更可判断出本书的厚重。《翻书忆往正思君》值得您收藏的三大理由：许多人的回忆录，需要东拼西凑才勉强“成书”。李昕先生的回忆录，却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需要不停地“删”——他的故事太多了。这是本书的一大“天然”优势——书中所叙，都是典型中的典型。此外，本书还有三个非常值得您收藏的理由：1：一部原汁原味的当代文化名人史：本书是作者回顾四十多年做书生涯的“优中选优”，全部一手资料，不仅“独家”，而且“首发”，尤其珍贵的是每篇文章都是一个新视角，带我们重新认知各界顶级大神。对一些争议人物如李敖、杨振宁、钱钟书夫妇、马识途等等，甚至能够用关键材料“以正视听”；2：一部干货满满的当代中国出版史：本书揭示了一本本“中国好书”的诞生过程，不仅可以体味作者积多年之功的“出版智慧”，亦可见文化人和时代的互动关系和互动价值。除了前面提到的好书，还会见到《白鹿原》《沉重的翅膀》《思痛录》《胡风评论集》《求索民主政治》《直面转型大时代》等更多好书坎坷甚至戏剧化的诞生经历。3：一部难得一见的当代中国文化史缩影：本书涉及不少文化圈所谓“敏感人物”和历史“B面”话题，不仅有很多其他渠道很难看到的“秘辛”，更通过一件件让人瞠目结舌的往事，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均以通俗易懂且能“通过”的方式呈现。这种基于作者“经历+能力”的特殊文本能集于一书，实为读者之福。李昕先生从业以来，涉足四大出版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商务印书馆），策划了一系列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选题，深入接触很多对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本书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做书回顾，因此弥足珍贵，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重量级作品。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翻书忆往正思君》，本书印刷精美，平装裸脊（读书人的最爱），1版1印。我们还有幸请到李昕先生亲笔签名和钤印，更具收藏价值，您也可以在规格中一键选购“李昕做的好书”——“三联书店出版合集”，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闻道君转自

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钱穆：《国史大纲》恕我浅陋，“三个世代”，是最近从许倬云先生文章里学到的说法，在这里尝试使用。以往读、写过程中，留下一些和许先生相关的片段印象。“三个世代”的说法，使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印象转为意象，成了一幅图景。远景是五千年人类文明演进，中景是百多年中国历史风雪，近景是三位抱薪人雪中行路。钱穆先生在前，费孝通先生居中，许倬云先生殿后，可谓“秀才教”三人行。三位前辈“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钱先生语），不舍昼夜。他们抱薪为续火，为传灯。对中国文化，他们怀敬意，寄温情，共认其正大光明。-1-从断裂看接续▲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厚爱后生，为陈心想博士出版《走出乡土》写跋语，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断和续，感慨作者“比费孝通、杨庆堃二位晚生六十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受，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二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从断裂看接续，出困境、向化境，是许先生的本领。天赋他不良于行，也赋他敏于求知、求智。读其“问学”，随其“观世”，听其“史论”，察其“心路”，像观赏一部人文纪录片。只见许先生志于道，据于德，勤于学，精于思，善于谈，游于艺。这一切，依于仁。许先生伤心或欣喜，不为自己，是为他人，为学问，为文化，为众生。他说过，“世界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也好过”。“我更多的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理解我们的时代。”（《许倬云十日谈》）“人溺我溺、人饥我饥”（《心路历程》），也是他说过的话。他相信同情心可以转化为责任感，去为社会公义坐言起行。-2-“中国化”话题背后1930年，许先生出生，睁眼看世界。1930年，钱先生从苏州省立中学转燕京大学任教。费先生由东吴大学转燕京大学念书。钱先生在国文系，谏言司徒雷登，力促“燕大中国化”，对月考新生的学籍百般回护。费先生在社会学系，聆听老师讲“社会学中国化”，去社会底层做实地调查。“中国化”话题背后，是国运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工具。▲燕京大学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费先生对早年随母亲多次逃难有深刻记忆，没齿不忘。“一辈子啦！从小就知道‘国耻’‘国耻’的。有‘国耻纪念日’嘛！”（《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许先生说，他的童年被日军“切开”，开始“八年的颠沛流离”。小小年纪，一再经历生死场。“躲不过炸弹与机枪；死的人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问学记》）-3-书生报国无他道1939年，钱先生写成《国史大纲》。该书“国难版”扉页上，钱先生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让人联想曾慕韩先生一句诗：“书生报国无他道，只把毛锥当宝刀。”1939年，费先生出版《江村经济》，投身云南三村调查。他说：“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序》）战乱中，许先生继续流徙。他记录目睹实况说：“在豫鄂边界的公路上，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慢慢移动的难民群；轧轧的机声和哒哒的枪声交织成我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在青滩之滨岸时，目击过抢滩的木船突然断缆；那浩荡江声中的一片惊呼，也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次列入我的脑中。”（《心路历程》）▲1939年，进发湖北的侵华日军部队钱先生以笔为刀。费先生作超前的学术准备。许先生经历日后治学的情感准备。-4-见人未见，方法归一1949年，钱先生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费先生在大陆清华大学执教。许先生考入台湾大学读书。两岸三地，三所学校，三位学者，都在一个新开端上。钱先生“手空空，无一物”，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课室和炮台街宿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费先生政学两栖，身负知识分子改造重任，组织清华园“大课”。许先生选课于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人类学系，钱、费二位都在其学术视野。许先生少年时已仰慕钱、费两位乡贤。赞叹“《国史大纲》可说是在日本人的枪炮声、炸弹声中写成”，认为“费先生发在《观察》上的文章，每篇都有见识”，称费先生是“自己赶不上的天才”。及修人类学、社会学，许先生确认费先生归属功能学派的同时，有新发现——“钱先生一辈子没有认识社会学中的功能学派，写《国史大纲》的时候，西方社会学的功能学派还未当令，但此书所用方法和角度，都与功能学派相当切合。”（《问学记》）许先生见人未见。钱、费方法归一。这是现代中国学界尚未经人充分注意的一段佳话。-5-有朋自远方来费先生想过一个问题，燕园、清华园和西南联大，和钱先生三度同处一个校园，为什么“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他觉得“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费孝通全集》第17卷）后来，钱先生到了新亚书院和外双溪素书楼，隔得更远了。1990年，钱先生作古，留下毕生著述。最后一课，留下对“天人合一”的彻悟。1990年，费先生说：我今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还没有看。我要补课。我的上一辈学者，从小熟读经典，用的时候张口就来。我想起一句，还要去查书，才能说得准。▲晚年的费孝通先生读了钱先生的书，费先生说：“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人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读了钱穆先生的书，……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费孝通全集》第17卷）早年里，十七岁的费先生曾对着风雪中人大声发问：“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老还要自己出来采薪呢？”（《山水·人物》）晚年补课，读钱先生，他有了答案，也有了体验。殊途同归。费先生说，他想写一篇《有朋自远方来》，写写心中的钱先生。-6-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钱先生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阳明学述要》）许先生说：“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许倬云十日谈》）费先生说：“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明明是2024年底，极少有人意识到“21世纪即将走完1/4”，倒是有无数人在感慨：“我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美国选举一片红；东欧反对俄国；以色列轰炸黎巴嫩；韩国实施戒严；中文圈热议琼瑶……”人生如同钟摆，激烈的现实令人目不暇接，也时常提醒着我们，那些“真正活过的岁月”——为什么一看见这些现实，我们立刻回想起1980年代，而不是其他年代？1980年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空前绝后”的时代？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正有文学的时代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八十年代的激情、浪漫、理想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及普众心中的乌托邦。八十年代，犹如朱自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下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那时的生活是慢的，人们的要求是简单的，笑容是真实的，爱情是美好的。那是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并身体力行的年代，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往昔。八十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美好时代，在开放包容的大潮中，涌现了一大批作家、诗人和学者。那是一个真正有文学的时代，文人有风骨，学者有思想，文化有气质。八十年代的文学体现了海纳百川，不问来路，照单全收的风格，这无疑是长期封闭形成的文化饥渴强烈所致。

近些年鲁迅的很多作品被移出了语文课本，然而，稍微了解鲁迅价值的朋友们都知道，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异乎常人的狂人、穷困酸腐的孔乙己、被岁月躺平的闰土、苍白婚姻里的四铭、愚昧麻木的华老栓，还是屡屡落弟的陈士成、偏执悲怨的祥林嫂、还有谁都不配姓赵的赵太爷，他们在中国社会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了。鲁迅的文字仍不过时，这是一种悲哀；鲁迅的文字没有过时却被遗忘，则是更加深沉的悲哀。先生曾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此先知书店整理了鲁迅的一些思想精华，分享给各位朋友，也致敬这位“大先生”：-1-沉默是最高的轻蔑讲真言是最大的勇气1.

2024年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也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二周年。回首百年中国，宪治之路可谓曲折又漫长。一百多年困扰中国人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宪法何以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一句话，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决定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志。能不能真正搞清楚宪法，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停留在哪一个阶段。人人都知道“法治”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提起现代文明，人们关注更多的，依然是政治、经济等领域。即便提及司法，一般都以为是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具体实践活动。而另一方面，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作品中，以“宪治”“法治”为切入点的书十分少，而从司法视角串联“现代化进程”的，就更少了。为此，我们诚荐“中国百年宪治转型”三书，重新认识“法治”视角下的中国：-1-《1840年以来的中国》法学家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184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把中国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从“大变局”开始反思，以宪法为线索，探究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真问题，一直讲到1982年。可以说抓牛就抓牛鼻子，而且写得在同类型书中是少有的扎实。王人博老师以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为我们呈现的，是“法治”视角下的中国。他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有了宪法，人类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为何中国的宪法之路异常坎坷？为什么说是焦躁的心态，让中国近代法治之路变得痛苦而曲折？本书从法学视角，再看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冲突与融合。宪法问题，并非单纯的法学问题，其背后交织的，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西方的普遍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法治、权利，在一系列“法治”实践后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渗透进中国人的意识中，并被逐步接受？是外在的宣传灌输？还是基于内心的诚服？最后，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又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又是如何不断塑造新的“法治时刻”？以上问题，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贯穿的另一条线索。通过对“法治演化”背后的中西观念冲突的分析，王人博老师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述，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书友感叹：“每读几页，总能受启发”。-2-《宪法学讲义》被誉为“宪法学教学参考书的典范”一谈到法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众守法”；稍高一点的，能想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都是文明的最大障碍。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与其让公民中的一员来统治，不如让法律来统治；即便是法律的捍卫者，也必须遵守法律。因此，法治的第一要义，是人人守法，国王也不例外。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承认“法律高于王权，国王不得越过法律任意征税”。《大宪章》的历史，奠定了法治的内涵和前提：法律至高无上，人人都要守法；权力有边界，受法律约束。正如林来梵在《宪法学讲义》中的总结：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大师。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是1950-1960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深受罗素、哈耶克、波普尔等哲学大师的影响，极力宣扬反抗权威、追求自由思想，因而被伦敦《中国季刊》推崇为“台湾自由思想的领袖”。殷海光著作极丰，他的著述以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以及充满激情的文字，影响海外的知识界与民众，代表著作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思想与方法》《逻辑新引》《怎么判别是非》《中国文化的展望》等。▌“不堪造就”的“殷福生”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人，出生在一个农村传教士的家庭。该地紧临长江，属于北亚的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分明，雨量相当充沛，而且光照充足，是农作物生长的多宜地区。

提起金观涛，大家容易被他“20岁去北京，40岁到香港，60岁来台湾”的传奇人生吸引，然而，他的学术历程，远比人生经历更传奇——70年代，在动荡中，他就开始了对“正统思想”的反叛，将当时还属“前沿”的科学方法引入社科领域；90年代初，当启蒙受挫后，他意识到系统论不能充分解释这一复杂现象，又用10年时间完成《观念史研究》，通过“观念史”的方法，力图厘清为何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构，反而催生国人走向了乌托邦主义；21世纪，人类文明面临着集体的彷徨。他又站在文明“发生机制”的高度，提出一种既能解释不同文明演进脉络，又能理解当下的大历史观；2020年，他又将视野拓展到更宏大的哲学层面，开始探索现代社会根本的思想困境。作为“80年代的话题引领者”，在经历过数十年的学术传奇后，如今已年过古稀的金观涛先生，依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最审慎的思考与热情。连他自己都惊讶于自己说：“人到老年，居然还在思考与青壮年时代差不多的问题，而我则全力以赴，始终如一。”近两年，金观涛先生致力于他提出的一个全新观念：“真实性哲学”，在其刚刚出版的新作《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及本书的前作《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中，金观涛洞见了当下在政治、科学和哲学领域遭遇的种种“真实性危机”：政治上，全球政治、经济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正在失去“真实”，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人类心灵与文明的大倒退似乎势不可挡；科学上，一方面，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开始快速普及和应用，另一方面，我们缺乏对科学的宏观理解，却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当今“真实性”的困境，就来自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哲学上，20世纪占据主流的分析哲学，不仅没有弥平科学与人文的巨大鸿沟，反而让哲学以及一众以哲学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困在牢笼中，加剧了人类用以感知、理解社会的真实心灵的解体。正如金观涛老师所说：“今天，我们有繁华的物质文明，但反观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于反抗。”从《兴盛与危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再到当下的“真实性哲学”，金观

刚刚，书店同事发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胡舒立老师的新书重新到货了！（之前卖断货了）坏消息是出版社大概率不会再印了，新书恐怕要变成绝版书。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你懂的。前一阵发生了一件小事，财新多篇报道被删，胡舒立微博清空（既往三万多条内容被屏蔽，也无法更新了）。虽是一件小事，却能看出整个中国的传媒生态：各大新闻媒体皆岁月静好，唯有胡舒立的财新实事求是、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如果现在还有一个新闻可放心看，那绝对是财新”，“《财新周刊》是新闻报道的良心”。而财新的企业文化，可以说就是“舒立文化”，胡舒立的性格就是财新的性格。胡舒立的学识、胆量、对社会的责任心和求真的态度，展现出了真正有新闻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中国新闻界也因此保住了一些脸面。可惜的是，在一个逆淘汰的环境里，我们很难见到像她这样的人能持续发出声音。她已很久没有新作问世，上一本书出版已是8年前，两个多月前她终于出版了新作《穿越在历史边缘：重走前辈苏门答腊流亡路》，这是一部充满感情的著作，文字引人入胜，记录了一次跨越80年的历史寻踪之旅。（在此不便过多剧透。）先知书店有幸获得胡舒立《穿越在历史边缘》最后库存，特别值得珍藏。对真相感兴趣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世界上有两种监狱，一种是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监狱，它通过洗脑宣传，可以让人不觉得自己身在监狱；还有一座监狱，是人性自身的监狱：通过自我欺骗、自我洗脑，一个人不仅会爱上监狱，甚至会为监狱鼓掌、喝彩。第一座监狱，囚禁得是那些不读书、不思考，却容易狂热、感动的普通人，而第二座监狱，却专门囚禁这么一种聪明人：他们懂得很多知识，说话也很有逻辑，但却对自身的认知缺陷一无所知，更缺少对人性的敬畏；他们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受无知者的顶礼膜拜，但实际上却是欲望的奴仆，对其毫无抵抗之力。他们看似学历很高、智商很高，但却无法克制轻信、贪婪、冲动等天性，要么被骗得倾家荡产，要么终其一生，相信一个虚假的事物。可以说，当一个人陷入自欺却不自知时，他越聪明，反而会被监狱囚禁得越牢固。因此，聪明并不可贵，可贵的是智慧。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清醒地认识自己，对世界、对自我保持诚实，甚至在下意识地自欺时，能够及时醒悟。

提起“好父亲”，最先浮现出来的形象，就是罗中立老师的名画《父亲》——一位操劳一生，却无法改变命运的农民，他的脸庞被岁月的刻刀雕镂出核桃般的纹理，生活的苦难也化作神情融入了他的灵魂。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尼尔·波兹曼我们真正意识到媒介如何影响我们和孩子了吗？纸书、杂志、报纸。曾经，纸质读物是知识的载体，人们享受阅读，在阅读中提升自己。后来，有了电视。人们高呼，多好啊，生动的画面，美妙的声音，人类获取知识从来不曾如此愉快！再后来，又有了互联网。人们欣喜若狂，不再有边界，不再有限制，全部免费，人类获取知识，从来不曾如此轻松！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短期快感很容易上瘾，那种多巴胺瞬间上升的感觉，让我们可以忘记一切，如果放纵自己的欲望，只会让自己深深陷入在里面。技术进步论者乐观地鼓吹技术让生活更美好，却对其破坏作用视而不见。事实上，新兴技术和媒介更多被我们用作娱乐，而非阅读与思考。互联网时代的纵欲，正让我们走向一条深渊。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新媒介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是不是也在暗中支配着我们？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精神毁灭尼尔·波兹曼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这种监狱文化的结构就是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所说的那样，数十个国家数千万人民被控制思想的机器关进精神的牢笼。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神毁灭。不管控制思想机器的人是左翼还是右翼，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这座精神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尼尔·波兹曼进一步指出，让文化精神枯萎的另一种方式还要更加可怕，并且更加难以意识到。那就是赫胥黎的警告：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赫胥黎担心人类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现在看来赫胥黎警告的不仅仅是针对于美国，而是全世界当下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波兹曼所担忧的电视时代对人的影响，与此刻我们所生存的互联网、短视频时代相比，更是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当下，短视频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教育、体育、商业和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以一种短平快和粗俗浅薄的方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叔本华曾说，人就像弹簧，如果读书太多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会失去弹性。书犹如此，何况视频。在个媒体爆炸的时代里，人是淹没在信息洪流之中的，如果不能时不时地静下来用心思考，人极容易失去自我，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因此，尼尔·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每一个现代人都至关重要，它警示我们不要让成为娱乐产物的牺牲品。▌对技术垄断的控诉，对现代人的警示●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写道，纸质读物时代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不断涌现的新媒介改变了这一切。宗教、政治、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人类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至今仍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全民深度反思与阅读的时代，不仅大量引进、译介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丛书，更提倡“读书无禁区”。然而新媒介总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很快，电视的普及争夺走了大部分读者。到今天，电视、互联网、手机已经使得严肃阅读，甚至阅读都成了奢侈，庸俗娱乐普遍占据了大众的精神生活。●至于《技术垄断》，更像是讨伐“技术崇拜”的檄文。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然而“发展优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实用逻辑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因而也就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大数据会记录下我们浏览过的信息，接着我们就会收到相关的推荐，细思极恐。本来是我们选择喜好，现在是喜好主动找向我们。而我们又对于真正的喜好缺乏认知，久而久之，我们可能“被迫”喜欢上任何东西却不自知，我们的思维也被默默改造了。这就是波兹曼反复强调的“技术垄断”，也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童年的消逝》则提醒我们，新媒介的到来，使“童年”这个概念失去了意义。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但波兹曼对技术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敌视，他更像是一位诤友。他认为技术是必要的，但同时担忧“技术崇拜”会致使阅读让位于娱乐，思考被爆炸的信息挤压。互联网时代，娱乐玩法花样百出，充斥在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所有人都正在变成一个透明的躯壳，变成被算法和数据绑定的“数字奴隶”。这一切不仅容易使人脑袋空空，沉浸于感官娱乐，更容易使人失去行动力和面对现实世界的勇气，结果一步步沦为“废人”。正如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作为麦克卢汉的传人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精神领袖，波兹曼因对技术和信息媒介的批判，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被奉为媒介研究领域的经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评价：波兹曼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能看到人们视而不见的现象，并从中看到社会与人心的巨变。他的很多结论，粗看荒诞、平淡，但细思极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倾听波兹曼式的警示危言之中。《环球邮报》：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先知书店诚荐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在人们为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听一听波兹曼刺耳的声音，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理解舆论三部曲”）。

小时候，新中国淘汰的书真多——《遍地风流》自序文｜阿城当下好看的书不少，这本书翻开来，却是三十年前的事，实在令人犹豫要不要翻一本旧账。于是来作个自序，免得别人碍于情面说些好话，转过来读者鄙薄的是我。《遍地风流

▲“中国学之父”费正清与胡适等中国友人合影1980年代初，艾尔曼可能还不会料到，他此后的人生会与一套叫“剑桥中国史”的大型丛书发生紧密联系，他近30年后会成为其中“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作者；而当年过从甚密的王俊义1991年由人大清史所所长调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一两年后升任总编辑，王俊义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更让人惊叹的是，艾尔曼200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梅隆访问教授任上正式出任该校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这一双聘教授的前任正是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余先生也是1992年2月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撰写者。缘分如斯，一套“剑桥中国史”将余英时、艾尔曼和王俊义等几代中外学者、译者和出版人联接在一起。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重镇，还是在中国，“剑桥中国史”迄今仍是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手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出版代际传承，冥冥中也呼应了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为即将付梓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撰写的导论题目——“承旧开新”。

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先生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不应该忘记先辈所经受的苦难。这本书，是对失忆的抗拒。

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何怀宏